发展的毛概论文范文（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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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论文摘要：在当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在质量监控体系、分配方案、创新能力和管理者素质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究其主观原因，管理队伍的战略决策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还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不断强化管理，盘活资源，增强市场意识，推进文化内涵建设，才能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竞争力、生产力、生命力和凝聚力。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完善高效的教学管理体系，灵活多样的联合办学模式，充满活力的独特办学团队和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和自学考试于一体的立体化继续教育体系，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终身教育培训网络覆盖城乡，办学实力显著增强，为国家尤其是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人才和知识支撑。
看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迅猛发展，作为继续教育工作者竟然感到诸多不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发展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缺乏一套相对科学的评价体系和监控方法来规范合作办学机构(单位）的办学行为。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校内外合作办学机构（单位）分布广泛，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办学条件良莠不齐，加上利益驱动，对办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处理认识不够到位，往往为了办学规模、追求效益牺牲了教学质量。尽管各高校加强了对考风考纪的规范与整改乃至整个教学过程的管理与评估，但难以形成有效的监控机制。对长年招生业绩不佳的合作办学机构（单位）清理力度不彻底，对校内外办学机构（单位）招生、收费、教学管理和监督，以及各类办学协议合同依然不够规范。
（二）缺乏一套相对合理、更加灵活、更具市场吸引力的分配方案。
继续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招生形势日益严峻，很多高校的分配比例（特别是非学历教育培训分配方式）与国内办学机构相比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在实际办学中难以调动各办学机构（单位）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某些有一定市场前景但目前需要扶持的教育项目，当前的校院分配比例很难有效拓展办学空间。
（三）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办学自主品牌项目。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的成本意识和经营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开拓创新的魄力和能力尚待增强；学历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还存在结构性矛盾，专业数量偏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成人的学习特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高校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整体办学思路已经明确，但缺乏有效的项目策划和市场开拓能力；合作项目和合作机会犹存，但缺乏高端自主品牌，学校增值空间不大。
（四）管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风气不够浓厚。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业务差异较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部分管理人员做事不讲效率，不计成本，贪图享受，讲究排场。有些管理人员以个人为中心，拉帮结派，不愿沟通，对真正干事的人员进行无端猜疑和攻击，破坏和影响同事之间的团结和工作积极性。有些管理人员大局意识淡薄，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比较武断，缺乏一定的客观分析研判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政策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
以上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办丽的因素，从客观上讲，继续教育面临的整个彤势都与过去完全不同，办学面临的挑战、矛盾、环境和问题自然不同。从主观上讲，管理队伍在助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想认识上，在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上，在办学管理的作风、方式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
管理的重要工作就是决策。有的管理成员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性还不够强，政策理论水平尚存差距，面对复杂问题、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和涉及普通高校继续教育长远利益的问题，缺乏一定的凋研、成熟的思考和客观的研判，决策上往往缺乏客观性、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难以做到未雨绸缪，无形之中造成管理上的低效率和高成本。
部分管理成员还没有转变观念，没有将手中掌握的资源真正用来服务各办学机构（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事财务、招生考试、办学站点设置等敏感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畏难情绪，在工作中过于求稳，过多地考虑个人因素，缺乏开拓创新的激情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在对待有些事情上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度，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不强，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长远持续发展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有时管理成员陷于具体事务，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管理成员集中学习、静下心来思考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未来发展还比较欠缺。有时同于长期工作在学校部门，喜欢用经验和习惯办事，工作方式过于简单，缺乏一定的市场敏锐性和战略经营意识，难以形成“跳出继续教育思考继续教育”的工作思维。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声音，在以开放的意识和态度、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凝聚教职员工的力量和智慧方面，做得还不够。
2、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深化继续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继续教育是一种贴近市场、贴近现实的特殊教育形式。管理者必须紧紧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以“顺应市场谋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进一步思考“办什么样的继续教育和怎样办继续教育”这一根本性问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要进一步探索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办学机制，不断增强高校通过继续教育服务社会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在维护学校品牌、遵循继续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融合行业企业，坚持市场细分，不断创新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适时调整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专业课程设置，科学制订和修订教学培训计划，教学管理过程凸显继续教育的特色和成人的学习特点，充分适应目前各类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着力把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建设成为融继续教育项目策划、课程设计、市场拓展、教学培训、政策咨询、理论研究、人力资源（教师库、学员信息）推介于一体的教育品牌。
3、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依然把艰苦创业当作是当前继续教育各项工作的第一主题。继续教育的发展规律要求继续教育管理者需要企业家的勇气和教育家的智慧。既要有加快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管理中一定要树立主动出击的意识，以敏锐的市场眼光，及时地捕捉市场机遇，培育现有市场，抢占新兴市场，开拓潜在市场，扩大我们的办学领域。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以条件定发展向以需求定发展，稳步发展学历教育，多元化开拓市场项目，把非学历教育培训作为学院办学新的增长点，创新办学思路，盘活学校现有资源，把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办活、办实、办好。
4、坚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办学原则，加强规范管理，注重内涵建设，确保把办学质量看做是推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的生命线。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职能部门承担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办学单位分布广泛，办学条件参差不齐，亟须建立和健全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各项办学制度，不断加强办学环节的监控与管理，面对数量和质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时，坚持既要做大规模，也要规范管理，注重内涵建设，实现继续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决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一时利益牺牲学校品牌。
1、强化管理，塑造品牌，提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竞争力。品牌是现代继续教育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也是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积极推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品牌建设，是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竞争实力、全面推进新一轮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一要创新思路，精心培育具有市场前景、高校特色、增值价值的继续教育核心品牌。强化“大教育、大培训”理念，深入分析外在需求，认真挖掘内在优势，突出学校的学科、人才等综合优势，突出行业企业特点，突出社会市场需求，打造能充分体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核心价值、与地方经济社会紧密相关，层次高、专业强、受欢迎的一流精品项目品牌。二要树立“管理增效益，质量塑品牌”的理念，以良好的信誉维护高校品牌。以严肃考风考纪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教学过程管理制度和相关操作规程，不断强化各种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和维护好高校品牌。创新机制体制，制定和完善奖惩制度，不断增强学校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推动品牌项目走向市场。三要多渠道加强宣传，扩大继续教育品牌效应。充分利用学校校友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增强社会各界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关注。发挥网络、报刊等媒体的力量，及时传播学校招生、培训、新闻动态等重要信息，提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各行各业的影响力，全面推动学校的新发展。
2、盘活资源，加强合作，提升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生产力。进一步融合普通高校现有教育教学资源，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继续走好网络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融合、自学考试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沟通等办学新路子，开展多样化、多层次、多方位的办学形式，拓展办学空间，加速继续教育的新发展。全面加强和推进与社会的合作、与政府的互动、与行业协会的互惠沟通，必须“联合起来，走共同经营发展之路”，实现社会、政府、社团、学校四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不仅要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也要与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广泛联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通过人才培养、培训，不断开拓服务领域和合作空间。努力争取国际合作项目，推动与国外知名大学的项目合作，提升国际交流的规模和层次。积极发展与继续教育内部同行的相互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求得共同发展。加强与校内外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开拓办学空间和建立办学新品牌，做大教育培训市场。
3、增强市场意识，走特色经营之路，保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生命力。特色就是生产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特色就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深化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判断和预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发展变化的动态和趋势。各种办学形式都要立足行业和学生实际，在专业的合理设置上下工夫，在课程的综合设计上多努力。继续推进网络精品课程建设，认真实施名师巡礼计划，推行精品教材编写，形成一批颇具特色、深涵效益、富有潜力的学科专业群体。
4、推进文化内涵建设，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凝聚力。人是推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办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要大气，有大视野才能有大行动、大发展。高品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校园文化氛围建设，提升普通高校办公环境、网站建设、内部刊物的文化内涵。通过培育和凝练“勤于思考、敢于创业、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管理文化，构建和发展“以个人的贡献助推集体的发展，以集体的发展提升个人的价值”这一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和尊重每个员工的首创精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把管理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普通学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中来。通过轮岗换岗、学习培训、奖惩考核等形式，积极营造“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良好工作氛围，让想干事的员工有机会，能干事的员工有平台，干成事的员工有地位。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指导方针。百色市地处广西省西部，是广西西部的重点发展区域。20xx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地级百色市。由于百色市的区域优势，百色市生态渔业产业发展十分迅猛。为充分发挥百色市的区域优势，继续坚持完善和发展优势产业--生态渔业，以优势产业带动弱势产业，力争促成百色特色现代化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格局。本文从百色市的渔业发展现状出发，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特征，对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百色特色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的策略进行探究。
关键词：百色市；区域特征；渔业现状；产业化发展。
百色市地处广西省西部，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位置：东与南宁市相接，西邻云南，南接越南，北交贵州。百色市是广西最大的地級市，其总面积为3.63万km2，百色市总人口398万，共辖12个县（区、市）。百色市位于亚热带地区，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由于百色市特殊的地理位置，百色市拥有雨热同季、降雨充沛、夏长冬短的环境特征。丰富的水热条件直接为各种水生动植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百色市拥有丰富的河流资源。百色市拥有大水面800km2，其大中小河流共计149条，是广西内陆养殖水域面积最大的市。大型水库4座，百色水利枢纽、天生桥水库、澄碧河水库、龙滩水库。百色市丰富的大水面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其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百色市渔业现状。
渔业资源优势，据调查，百色市现共有鱼类91种，分别隶属66属17科7目。浮游植物83种，底栖动物18种，其中大多数的水生动植物为鱼类的天然饵料。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约有40种，鲤科有草鱼、鲢、鳙、鲤、鲮、鲫、鳊等；贝类有国家2级保护动物佛耳丽蚌，自治区重点保护品种背瘤丽蚌、多瘤丽蚌等；爬行类有国家1级重点保护品种，鼋（银鱼），国家2级保护品种，花鳗鲡，云南闭壳龟、三线闭壳龟（金钱龟、红边龟）、大鲵（娃娃鱼）、山瑞鳖（山瑞、沙鳖）、水獭等；丰富的水域资源为百色市渔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当前百色市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道路集中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大力发展大水面渔业生产。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百色市大水面渔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突破，其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养殖空间增大。当前大水面渔业生产淘汰了传统的小网箱养殖，普遍改为大网箱养殖，极大地扩展了养殖空间，使得单位养殖产量得到了提升（由原来是单产160kg提升至235kg）；全面推广使用了生态网箱套养技术。生态网箱套养技术原理为在原有的大网箱中增加小网箱，内层养殖投饵品种，外层养殖鳙生态鱼；因为不同鱼类的食性不同，饵料、食物残渣、鱼类排泄物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减轻了水体污染问题，有利于渔业生态平衡；企业牵头引导，促进移民增收。当前，百色市共有81家专业水产合作社，其全都采用了统一经营、采购、销售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原水产养殖单位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龙头企业在渔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企业在资金、技术、鱼苗等方面给予了养殖户充足的支持，带动了大批养殖户发展网箱养殖。
1.2改造低产鱼塘，优化产业结构。
对低产鱼塘进行标准化改造，提高养殖单产，带动池塘养殖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积极推广先进龟鳖养殖、鲟鱼网箱养殖、流水养殖、娃娃鱼养殖技术等，实现了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政府鼓励养殖户对低产鱼塘进行了标准化改造，使之面向高产、高效、优质的方向良性发展。
1.3大力推动休闲渔业产业化发展，打造休闲渔业基地。
休闲渔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续田东十里莲塘、德保百粤山庄等6个基地先后获得了“农业部休闲渔业示范创建基地”和“广西十大休闲渔业基地”等荣誉称号。依托渔业养殖基地，以食、钓、赏、购为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延伸产业链条。广泛开展垂钓活动，继续鼓励和引导垂钓业发展。引入商家到库区一带为休闲观赏渔业提供渔具、饲料、饵料、水族器材等配套服务，打造集旅游、休闲、娱乐、餐饮、观赏为一体的时尚文化活动，充分展现百色市的渔俗文化、渔乡风情和渔业生产方式。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追求是发展，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科学发展观与百色特色现代渔业产业化发展相结合，就是要求百色市建立以人为本的渔业发展观，即是要以每一个养殖单位和养殖人员为本，以帮助养殖人员增收为目标制定发展策略。全面和协调发展就是要求百色市渔业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推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即是要在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中协调处理好各种产业需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视产业链条和发展环境保护，以实现生态渔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
3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百色特色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的策略。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百色特色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应当立足长远，优化渔业产业化发展布局，提高生态渔业科技含量，创新和优化生态渔业发展模式，打造百色特色现代化生态渔业产业，进而提高百色生态渔业产业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3.1构建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体系。
百色市各渔业养殖单位应当按照“统一规划、突出特色、确保质量、有序开发”的基本要求，构建其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体系。针对不同水域、地域规划相应的生态渔业发展重点区域，促使各养殖水域形成高、中、低端产业相结合的养殖格局，凸显生态渔业发展特色。
3.2打造品牌。
3.3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发展休闲渔业即是对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发展观和协调发展观”的响应。百色市生态渔业应当依托于渔业养殖基地，抓住“食、钓、赏、购”的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以休闲渔业促进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各生态渔业养殖单位单位可联合组织休闲垂钓活动，配备相应的钓饵、钓具以及各种水族器材，促进垂钓业的快速发展。生态渔业养殖单位可“因地制宜”，提供集旅游、娱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渔业服务，充分展现百色市特色渔俗文化、渔乡风情。
3.4推广生态养殖技术，促进生态渔业可持续发展。
政府和龙头企业应当发挥好带动作用，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技术，提供给养殖户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切实促进百色生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大水面推广应用生态养殖技术，将不投饵网箱养殖与投饵网箱养殖科学搭配，实现养殖与增殖相结合、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发展格局；在各个养殖单位中深入开展技术培训、技术示范等工作，提高养殖户的养殖技术水平。
3.4.1生态农田建设。
强化生态农田建设是发展稻田生态种养的重要前提，强化生态农田建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选择优质水田。应当选择水源充足、水质良好、灌溉方便的水田作为养殖地；增宽增厚田埂。应在春耕前开挖鱼沟的下层硬土，对田埂进行增宽、增厚和加固；挖掘鱼沟或鱼坑。在稻田田埂周围1m处挖掘“十字”或“井字”鱼沟，鱼沟深度与宽度宜为0.4m；在稻田田角或中心挖掘鱼坑为鱼提供休息场所，鱼坑深度宜为1m，面积宜为1m2；在进出水口设置栅栏，防止鱼逃跑；科学消毒与施肥。
3.4.2鱼种的放养与管理。
投放鱼苗：根据百色市特有的水产資源和环境，投放鲤鱼、鲫鱼、草鱼等鱼苗，鱼苗投放的数量需要根据稻田的大小而定。一般而言，稻田可投放200～800尾/667m2鱼苗。鱼苗投放前应做消毒处理（在3%～5%的盐水中处理5～10min）；投饵：稻田中的水草、浮游生物、昆虫等是鱼类天然的饵料。为此，养殖单位可视情况增减鱼饵，常年可用的鱼饵有嫩叶、米糠、菜叶等。调整种稻栽培技术：选择抗伏倒力强的水稻作为栽培品种，施以有机肥（少施或者不施化肥，避免对鱼产生危害），稻田防虫可使用诱虫灯，尽量避免喷洒农药。
3.4.3全面规划，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部门应当围绕着绿色崛起发展战略，将稻田生态养殖作为重点发展产业，提供给单位资金、技术以及政策上的支持，制定稻田生态种养长期发展战略，在百色市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稻田生态种养产业化体系；将稻田生态种养规划面积落实到乡镇村组或合作社，逐年、逐步加强稻田生态种养建设，努力将稻田生态种养发展成为百色市优秀的水产养殖模式。
4结语。
生态渔业是百色市的特色产业之一。百色市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优化和调整渔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最终打造百色特色生态渔业产业。
参考文献。
[1]李健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现代渔业建设[j].中国水产，20xx（12）：6-9.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摘要：本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科学内涵，深刻把握其理论贡献使我们能够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信念，肩负起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责任。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这些重大理论和一系列战略思想，是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趋成熟。
(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不可能完全解决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问题，但它为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基本理论，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二)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大国关系深刻变动，世界力量对比继续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就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发挥比较优势，把握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科学发展观正是在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经验。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在发展中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概括地讲，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这就迫使我们调整传统的发展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念。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精辟概括。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文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表述主题鲜明、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内涵丰富、逻辑严密，集中反映了当代发展理论的精华所在。
(一)第一要义是发展。
我们所说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好与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
(二)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是构成社会、国家的基本元素，只有当人的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得到了保证，人才能有所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另一方面，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等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只有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化解对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
(四)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集聚强大力量。坚持统筹兼顾，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强调，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前提和基础，并进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把代表和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上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高度统一的，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上是相互契合的。科学发展观就其本身内容而言，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世界等方方面面，这些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其内容。
(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深化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
2005年2月，胡锦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建设要求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实践，我们正在使社会主义固有的本质规定得到具体实施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在新世纪，我们党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党领导全体人民努力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质上是通过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实现政通人和的执政理念，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
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并且阐明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崭新课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从严治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根本，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时转变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要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提出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我们党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坚持发展”和“维护和平”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中国21世纪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要求我国全体人民及时把握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站在21世纪新的起点上，整合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体现了高举旗帜、坚持道路与理论体系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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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提了出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我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根本依据，以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特征为基础，以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为借鉴，它的提出敬了一个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作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树立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人是目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把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必须把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来抓，一方面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享受，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和改善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人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的越多，人们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必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是目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是根本的发展观。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观，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崛起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环境生态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把发展的内涵由单一的经济方面推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强调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以促进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强调一方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另一方面发展并不只是经济单方面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就可以代表社会发展的一切，还应包括卫生、教育、环境、道德、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就是强调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群众观点的社会发展观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这个“人”，其主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群众观点的社会发展观。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为本，是新的历史时期高举人的旗帜，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创造力的重要举措和根本工作路线，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贯彻，使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普遍的体现。然而，要想彻底地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使之成为普遍事实，就得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否则就容易造成人的片面性和畸形，导致以人为本原则被歪曲、被贬抑甚至被摒弃。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的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创造能够使人成为人的世界的主体、能够享受主体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且要尊敬他人为“人”，尊敬广大人民群众为“人”，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最终取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一，要克服在现实生活中仅仅把人看作是“经济人”的现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一些落后观念，对人们形成平等独立、自尊自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特性和遵循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市场经济常常以物为中心，把人仅仅视为能带来利润的“工具人”、“经济人”，片面强调金钱的刺激作用，忽视人的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波及到党内，可能导致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如果被移植到包括政治、文化和精神领域在内的一切生活领域，就会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的健康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对人的片面看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植根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富有潜力的资源和最为宝贵的财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立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尊重人的意愿，尊重人们的创造，充分释放人们的智慧和热情，不断提高人们的创造，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必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要公正地对待人，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谓要“公共地对待人”，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利，一是要承认个人权利，包括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二是在承认个人合法利益的同时要坚持个人承担的社会义务，坚持个人对自己、对组织和社会的职责、使命和任务；三是要坚持合理、正当、公平的利益分配尺度。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尺度是社会进度的重要杠杆。然而，由于经济的、自然的、生理的条件差别中，必然会出现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对于弱者来说“不公共”的现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既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同时又要采取各种形式维护和保障社会弱者（先无缺乏、伤残孤寡、灾祸损失等）的利益和权利。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就是公正地对待人，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的重要体现。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
第三，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于每一个党员干部来说，在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应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视自己为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努力地为人民服务。
一要热爱人民，与人民群众建立浓厚的感情。这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前提。人民是哺育我们的母亲，只有首先从内心滋生一种对人民群众的深深热爱之情，将自己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坚定人民至高无上的信念，才能激发和鼓舞我们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人民谋利益。一个人如果对人民群众冷漠、轻视，毫无热爱之情，很难他会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上，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
二要服务人民，甘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对人民的热爱之心、热爱之情应该转化为热爱之举、热爱之行，要把感情落实到具体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每个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权利大小、工资多少，一律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捞取个人私利的资本。
三是要相信人民，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应该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创造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奋斗去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四要尊重人民，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而且，人民群众有着许多优良的品质、作风和传统，我们应甘当人民群众的学生，虚心向他们学习，认真听取和接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五要依靠人民，坚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将群众观点贯彻到具体的行动当中去，具体化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实际行动。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学实践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本质在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把人民群众复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全部任务和责任。我们要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党的工作好坏的标准。如果离开了群众，离开了执政为民，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失去了基础，丧失了目标，更缺乏实践动力。所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应当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执政为民同以人为本有机地结合起来。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中，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中，落实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中，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情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以人为本中来。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忠实代表，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把它当作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作体现自身价值的根本要求。第一，一切言行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合乎最广大人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勇于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言行作斗争。个人的利益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并尽可能地兼顾三个方面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必须做出取舍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人民利益，自觉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在当前，就是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要下更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坚决纠正教育乱收费和药品购销、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只要自觉地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正确地对待权力、地位和个人利益，才能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在社会之中。
第二，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我们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多为群众办实事。对工作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要深入群众，加强工作指导。要到工作形势好的地方总结经验，更要到问题较多、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同干部群众一起解决问题。要引导和支持先富地区先富群众进一步发展，更要关心和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要锐意改革，大胆进取，又要注意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人民群众的程度相适应。要宣传教育群众，更要学习人民群众的高深品格和聪明才智。
第三，勤政为民、求真务实。勤政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备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勤政为民工，必须转变作风，求真务实，以突出的政绩造福于民，必须转变作风，求真务实，以突出的政绩造福于民，以优良的政风取信于民。党员干部首先要积极进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坚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要把精力用在勤勤恳恳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甘当公仆、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不可浮躁浮夸。要爱惜人力、财力、物力，着力解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当务之急，反对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刹住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要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毛概论文
摘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是邓小平同志纵观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形势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本文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断，阐述了发展是振兴我国经济的硬道理和如何科学发展振兴我国经济问题。
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铿锵7字，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和行动指南，对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是振兴我国经济的硬道理。
1、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正确反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存在教条式的理解，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重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必然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也只能达到“小康”状态，第三步战略目标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战略“三部曲”，由低到高、步步前进，是一个循环渐进、互相衔接的完整体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同时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完备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特别艰巨的历史使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基本国情以及同世界的差距，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过程不可能太短，大约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伟大实践，证明这个目标既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
2、发展是各族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在人类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国有4000多年曾领先于世界文明。但到了近代我们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凌辱、侵略瓜分，中国人民始终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始终生活在贫穷落后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存亡的重任，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但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不快，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如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是摆在党和人民群众面前的重要课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而，他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每一步目标，都提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而且用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水平――走向比较富裕这样通俗易懂的语言，明确地表述改善的程度，使人们更生动、直观地认识这个目标。
3、发展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
历史是一面镜子。经济发展对人们坚定信念的重要性，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性、正确性。自从50年代中期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始出现失误，特别是60年代中期发生了““””的失误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特大事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国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并发生了严重的等等，一时间，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并对国内产生强大的思想冲击，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内外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暂时落后归结为制度的原因，企图以此为借口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如果我们实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987年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在邓小平心目中，既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脱离发展的社会主义。
二、走科学发展之路，努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始终坚持贯彻科学的发展观。
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核心是抓住发展绝不放松，要在科学指导下加速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析自己的条件、制约因素，实事求是地分析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采取切合实际的规划、办法和措施发展经济。在发展的进程中，要根据地区环境、社会状况、发展态势等情况，不断调整措施办法，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同时，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保证健康有序的发展。当前，关键的是要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与效益、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抓好发展结构调整，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把消费摆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位置。要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型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二是扎实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牢固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就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关键是人才和科技。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在发展经济和科技事业中，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组织保证。要大力选拔创新型人才。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科学使用人才。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注重以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坚决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量才适用。要营造人才成长的环境。积极为各类人才提供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平台，使不同专业特长、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三是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就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因此，“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要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建设。不断增加群众收入，实现更高水平小康；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构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以深入实施教育、文化和卫生惠民工程为重点，进一步繁荣各项社会事业，实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要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更新管理理念，扎实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着力构建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法治环境。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笔者以为，要想把科学发展观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应搞好“五个结合”：
一是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相结合。科学发展观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根本方法也是解放思想。只有把解放思想贯彻始终，实现科学发展才有根基，才有保障。我们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始终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坚决消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意识，坚决冲破阻碍科学发展的思维定势，坚持把解放思想贯穿于科学发展的全过程。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认识的升华，就不能凝聚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扫除思想障碍、引领科学发展的重要法宝。而科学发展的实践又反作用于思想解放，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理论遵循，拓展思路，指引方向。解放思想必须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把握科学发展的取向，紧扣科学发展的主题。离开了科学发展的内核，解放思想就会失去目标，甚至偏离方向、误入歧途。科学发展赋予解放思想崭新的内涵，推动解放思想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延伸，从而为解放思想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谋求科学发展，在科学发展实践中推动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开拓解放思想的新境界、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跨越。
二是理论学习与指导实践相结合。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工作，而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前，我们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全党同志都应全面系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切实领会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着力掌握其人民性、科学性、创造性、针对性、前瞻性等重要特性，在弄懂弄通上狠下功夫，不断增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密切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抓紧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抓紧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抓紧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三是运用理论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科学发展观是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比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制约改革和发展的各种难题。
进步是自然界中神秘的概念，任何生物都是沿用这一条件和大自然保持着同步，如果失去方向就会停滞，就会在方向的尽头消失。
科学发展观的进步不再是自然界无目的、无明确方向的演化，而是把马克思的革命斗争思想演化成了改革开放，又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演化成了心物二元论的博弈实体文化。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文化成果。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一个精神的文化世界。《博弈圣经》对精神作了陈述：“我们把主体的瘾魂，用气质自由合成的唯一个性，看成精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在每个人精神上的活动会制造一切文明，并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有重要影响，它的各种观念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扎根于人民心中。它为生产力的博弈创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面貌。它还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潮流，迎接全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在具体问题上，它把正理作为经济行为的导向，用道德与博弈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并把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文化融入这个社会的文明之中。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这个先进文化的方向才是民族的未来。我们应该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博弈圣经》对内涵曾这样描述：“内涵是主体里的瘾魂、气质、个性、精神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把它的精神内涵落实到具体事件中，归为一个博弈实体，然后用科学精神、用心物二元论的平行法则实践区分出实体与性质，以此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
任何矛盾和斗争的文化形式，都是一次向前，矛盾论却有可能使经济停顿。未来的经济不完全是掠夺经济，而是道德与博弈经济，也是博弈实体经济。博弈实体知识论就是区分，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因而，谁掌握了博弈知识论，谁就掌握了个人的先进生产力。这样，他会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集中起来，展开竞争，追求民族个性、民族自信、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民用道德与博弈的知识权衡利弊，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大小、多少、好坏，从而作出正理的选择。不能再用矛盾论这种简单的方式认识事物，而应该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更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内涵，识别博弈实体的文化和更复杂的问题，在学习实践中培育高层的知识水平。高层应该不断拓宽科学发展观的帕累托边际效应，更快地利用更多的效应提高各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人理解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弈实体，让每一个人懂得和博弈实体的关系，从而更加巩固执政的地位。
当前，要把科学发展观来自大自然的科学成分更快地形成理论，因为忠诚的民众迫不及待地需要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在应用时变得迟缓、勉强，就会有人在犹豫中给以讥笑。一个高深的科学理论，如果让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解释就会形成理论，如果让一个原始的部落解释就会形成宗教，如果让一帮虚伪的人解释就会形成口号，如果让忠诚的人民解释，他们就会变成实干家。《货币的威力》一书中曾说：“忠诚的价值是让你兴盛的法则。”我们先不要评价民众对科学发展观的忠诚和信仰，而是先看高端专家在讲坛上能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用情感、用真诚表现出语言的节拍。《博弈圣经》上说：“诗人的情感，画家的情感都是语言节拍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不是无意的，但人们也不会忘记语言节奏，最终会接近节奏的发源地。也许自然界就是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无声不动的东西也有声乐转化来的效果，刺激着人的情感，影响着人的动作。眼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只要借助一种媒介就会产生节拍的效果，节拍是人接受外来信息的最基础形式。”那些自我培育而成的各路科学家，应该用深思熟虑的思想，用不同的语言节拍，表现出生动、鲜活、掷地有声的科学发展观概念，表现出成熟甜美的科学发展观文化，表现出治国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教育。
人类越是朝气蓬勃，需求越是简单。科学发展观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简明的问答形式，即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观念，什么是正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博弈。今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一个创新或纠正偏差的过程，也是文明的发展过程。只有不断地吸收各民族之长，借用各种内容和形式，帮助民众理解和信服简明的理论，民众才有兴趣，才会信仰。
改革开放已经满足了民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当前，我们还需要从科学发展观理论中找出最具睿智的格言、名句，人人当成准则，来指导民众更快地信仰与钦佩。这就是文化进步的方向。
今日的科学发展观不再是西方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哲学，不再用非白即黑的矛盾论看待万事万物。矛盾论是博弈的最终结构，它显示了粗暴斗争的简单性。它只能显示博弈的动机，还不能称为博弈的思维。其实，革命斗争哲学并没有在辩证的发扬和放弃中，利用博弈的手段给以和解，而和解的有效性应该是哲学的功能。西方斗争哲学中的属性是局限的鲁莽哲学，它只能表现出勇敢和对抗的博弈优势，这只能说是对一部分生命的尊重。任何一个人不需要学习，利用这种单一斗争的方式，就可以形成对抗，但这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反而造成翻来覆去的争论和无休止的纠缠。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素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都展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的概念。科学是大自然永恒不变的主题；发展就是增长，是连续性的自然特征；观念是所有文化的中心。我们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发现它是从马克思革命斗争思想演化过来的一套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文明模式，这种演化是时代的文化开放。科学发展观会使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在智力、知识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是自然的概念。我们呼唤科学，追求科学，其实我们就是走在科学的文化进程中。如果想从中找到自己，必须依赖自我创造的文明，才能被感知、被遗存。美好的理想是博弈的思想，坚定的言辞是赌徒的誓言。空想的共产主义属于精神的文化，空想的博弈结果属于精神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空想的虚无特性。
空想不是科学，是文化进程中博弈的性质；空想不是对错，是文化进程中博弈的属性。
可以说，文化进程就是一直在猜想，直到文明的达成，实现“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的论断。为什么会有矛盾论？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两种派别？这是大自然给定的国正论，是非绝对对立性的两块，一大块，一小块，大块为国，小块为正。无论多么复杂的事物，人的大脑都会把一个实体粗略地分为两块。《博弈圣经》在《哲学是博弈的路标》一文中陈述了国正论形成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的特征，通过时间，我们把主观认识的在场的东西持续不断地引入了思想中，一旦我们深思它，未来的它就是大小不同的两块，我们把分配给它的时间在它上面停留，一段时间之后，物体便会区分出大小。因此，心灵活动创造了观念，经验观察提供了理智。两块物体在时间的交互中，我们就以各种矛盾思考并陈述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处于各种矛盾的陈述中。”
我们今天用非绝对对立的国正论哲学观察人的行为，发现人在社会中始终处于文明与野蛮的非绝对对立之中。文明与野蛮的发生不可复原。文明是进步、创造、增长，野蛮是倒退、创造、浪费。它们都有着共同“创造”这一小半的特性，而其它一大半则不同，这就是非绝对对立的国正论。它可以引导人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在无限多的博弈行为中，用正理的标准检验自己的行为。
现在，东方人认识到是科学发展观造成了社会的繁荣。很多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讲它的要义和主张，出现了一大批宣讲家，但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表面和字面上的理解，是一些经验的总结和常识，还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绝妙的理论和新潮的概念。实际上，那些看似没有阶级性的文章，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论。《博弈圣经》上说：“只有科学才能形成理论。”观察人类的行为可以得知，所有的人都是在鉴赏目标没落时，很容易出现信仰。几乎所有的信仰都是在中立时刻的一次觉醒，都是在飞秒瞬间用感情确定了派别。唯独当认为科学发展观是真理的时候，个人才拥有真理，才显示出真理的普适，并与它共存，这样才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诚信仰者。《与科学发展观的特征》上说：“经过飞秒瞬间将主题的文化基因积累的爱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基因里，那才是对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爱。”
让那些有发明、有发现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和青年学术才子们，一起挖掘科学发展观里的科学概念，剥离出简明鲜活的理论，撰写出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经典文句，在民众大脑中固定下来变成尺子，这样才符合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符合正理作为检验博弈行为的唯一标准，也会避免无意义的纠缠。
一个繁荣社会的文化主题，一个光彩照人的文化果实，一个治国的纲领，一定会扎根于人民心中。主题里一个闪亮的表征，甚至一句话或一个理念，可以有效抑制人生无谓的争吵，也可以发挥威力无比的社会效应。像“不折腾”三个字，已经出色地表现了这种本质特征，它让社会肃静了很多。我们眼前是一个有形的物质世界，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的瘾魂、气质决定人的精神，精神演变成文化，形成了文化进程，一直到文明的达成。文明的流动是人类进步的理性化目标，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圈环，并以博弈的形式和科学的方式进展着。
三、科学发展观的正理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博弈。
人们对于情感只能粗略地分成两块：一块是精神，一块是感情。目前，人们还没有能力直接创建这种情感，只有根据以人为本，让精神利用人体携带的信息与外界沟通。科学发展观提倡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正是在一个大国崛起之时，对文化进行更精准透彻的思考。如果放弃精神，社会就会变得贫乏。人们只要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就会将精神扩充到物质上来。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像一根琴弦，琴弦上不同节段有不同的空间节律。主题瘾魂——人的精神——情感文化——物质文明，这是一个社会文化三节律。精神文明的力量是来自主体瘾魂的动量，主体的欲望感觉到的文明，都是琴弦三节律性的文明。《博弈圣经》上说：“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感情与精神是瘾魂的动态信息，能动的智慧功能是构成整体科学文化的开端，也是人与自然的能动功能，它会创造物质文明。物质是局部的科学基础，也是构成科技商品反应出价值的优势效应。所以，几百年来它构成了西方经济体系的基础，并且组成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国家等等。以上这些一旦形成一个博弈实体，任何人都会很自然地从周边向外扩张。人与物在场景中的三元实体结构（即精神与物质和第三空间的三元结构），是一种创新结构或二特性平行法则。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物的概念，也是实体的概念，这种人与物相比较的状态，是相信自我的主要原因。如果在这里追加无数的自我反映，有时觉得伟大，有时觉得渺小，这种复杂的情感和智力的文化在混沌的背景中，由于生物亲序的本性，会产生文明。《博弈圣经》对文明的解释：“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精神与物质之间用情感和利益创造了局部文明，人们把局部的文明奉为科学，把局部的利益奉为真理。政治一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博弈实体，就能够对人的精神和物质观念造成影响，其自身延续和社会持续发展会特别地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大地物产丰美。一个和谐社会的依据就是稳定的博弈实体背景，它里面的各种关系合情合理地围绕着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主题，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和高尚感，会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主题的瘾魂对全民产生的精神影响一旦得到了传承，人人会得到博弈文明的教育，也会提升博弈文明的层级。确切地说，我们会把博弈的文明成果归为精神。自古以来，人的文明起源于神的教育，起源于宗教信仰的教育，起源于时代主题的教育。今日，我们接受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也是接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博弈正理的教育。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要用简单的矛盾论谈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博弈实体的结构，所以会错误地把博弈实体中的众多性质挑出来两个，让它们相互对立，就相当于错误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再用粗略的矛盾论解释它，这样就会出现任何人都谈不清的悖论。
由于政治主题、精神和物质是三元实体结构，人们最终会引进国正论的哲学认识这个博弈实体，把它分为一大块一小块，这会引出许许多多博弈正理的概念。在科学发展观介绍中有一句话“第一，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应该改为“第一，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才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讲的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才是一个完整的博弈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标准是什么呢？怎样确定里面的正理呢？其实，这里的标准就是博弈实体知识论，它可以用国正论区分出实体与性质。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本质，就是要给人的行为定性，区分出输赢与均衡，找到博弈正理。
（正理：在博弈中的终极真相是无法从生物特性得到的，留出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引进一种方法，并用一种策略行为与初择样本的直觉进行对抗，用定性分解找出它的最小单元，看清粒子行为的内部结构，建立决策粒子二特性对局，这是唯一成功通向破解奥秘的理论。）其实，寻找博弈正理的方法早已存在于人类的各种文明之中，人们没有意识到它在文化进程中一直悄悄地进行着，我们今天突然明白它，也许就像认识古代神秘的文明一样，非常神奇。
假如你想预见这个时代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应该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个伟大的命题开始。
四、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是对道德与博弈的思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略，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战略性的治国纲领，它是一个文化统帅，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它是国家战略的概念。战略是大自然的计谋，它是所有事件的总括。战略是一个博弈体系，它与战术对应着。《博弈圣经》上说：“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科学的文明实体。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文明的文化性质。”
战略的六法则：寻找、连续、正理、科学、文明、实体；对应战术的六性质：寻找—达成、连续—局部、正理—真理、科学—文明、文明—文化、实体—性质。战略体系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可构成战略和战术的元素。战略和战术是用国正论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了哪是实体，哪是性质。战略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无限宽广，又有万能的理性。战略不会直接呈现在大脑中，它是通过对博弈实体的区分，才给出计划、判断、执行的种种行为的观念。其实，一切输赢、大小、多少、好坏的选择，一切欲望的达成，以及一切真理的实现都是一种区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特性和任何战略一样，都是靠他人的行动才能学习实践，它自上而下贯穿各组织活动的各个阶段，并发挥战略优势设计的帕累托边际效应。《博弈圣经》上说：“战略的定义范式是检验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企业战略的模块，这是领导人博弈对抗战胜对手的六法则，可以检验出战略策略的缺陷，也可以检验战略家的能力，罪犯创造的罪恶只包含在战术中。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战术的特征是创造实在的行为。”战术的六性质是对创新结果的挑战。如果没有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怎么解释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在博弈实体里，一个人与博弈实体的关系是相伴相生的。《博弈圣经》上说：“实体一元论在数目上的同一性，发生的因果次序不属于个人的部分本性，这种属性是实体的性质。”这种复杂的实体关系用矛盾论解释不了。矛盾论看似沿着一条无懈可击的路走下去，最后却出现了包容，出现了悖论。所谓矛盾论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维方式，根本无法应付未来博弈实体中的一切经济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社会成为一个大的博弈实体，每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纳入到经济体系中。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符合国际规则（即道德与国际惯例），而孤立主义、利己主义是《博弈圣经》上说的经济学里的一二七死亡法则。所以，将来的国家发展战略既要考虑他人，还要保持国家的自身利益和稳定发展，这就需要道德和博弈。“优先预测悲剧后作出的忍让是道德，优先预测胜利前作出的竞争是博弈”。“道德与自信没有法纪，是第三空地里游荡的个人意志”。道德让人依赖自身，按照各种规则负起责任，自觉遵守或自我惩罚。道德是人类对自然的义务。道德是世界的秩序，道德适应这个世界。《博弈圣经》中《博弈文化属性之魂》一文，有一段充满哲学意味的隐喻：“假如这个与竞争基本对立的文化思想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它将会繁荣整个世界。”我们在《博弈圣经》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竞争与忍让基本对立，博弈与道德基本对立。”道德与法律在阳光下完美的体现就是道德与博弈。
独特的博弈知识就是区分，区分后又经过整合重要资源会再次形成博弈实体，这种战略背景的复杂多样性特点会使对手的智力失效，一切外部取胜的理论都会变成教条，而外部又难以观察模仿。一个竞争者，如果不能用国正论哲学对独特的战略进行区分，就把其作为初择样本组织有效的对抗，那失败一定是一大半。在未来的一切竞争中，高官或企业ceo要想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增加博弈知识，才能获得优势；缺少博弈知识，只能风光一时。未来战略的分析就是对博弈实体知识论的分析，博弈实体知识论就是对博弈实体与性质的区分，它有隐性的属性，有高度的战略价值。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它是实体的概念，它会悄悄地推进着国家的博弈工程。无论哪一个民族，如果更多地掌握博弈正理，它就会成为经济中心；如果失去了博弈正理，就会失控了经济。未来不是看你在战术中具有优先的经济模式，也不是看你在战术中具有局部的线性秩序，而是看你在博弈实体中掌握多少战略优势特性，这样才会在未来拥有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和各种频繁的经贸往来，各行各业的业务都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科学发展观提倡的一切创新，是指业务的创新，也是博弈金融计谋的创新。将来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的创新，会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证券、保险和博弈实体机构里。在未来的虚拟经济中，财富已经没有传统概念里的形态，财富的流动已不再是实物的运输性流动，而是一种道德与博弈的文化形式。在国与国之间、财长和行长之间、一切掌握巨额财富的高管之间，他们也许在一顿午餐或一张咖啡桌上，就把一个国家的财富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就像猜测“高熵赛棋”红兰粒子一样简单。
未来各国之间利用博弈的手段进行财富的大掠夺，会屡见不鲜。也许不远的将来，正像《博弈圣经》在开篇中写道的：“军事战争以外的另一场战争就是——经济博弈大战，也是未来所有的人都要参与的最文明的战争。”将来也许会有传闻，一些政治、经济、高管精英会冲破那些经济的壁垒，潇潇洒洒不分昼夜地飞越五洲大洋，在国际的交往中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对手的财富通过博弈的方式，转到自己手中。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发展观的博弈战略就是联系世界经济的桥梁和纽带。科学发展观的博弈知识论就是方法论，它是人类未来还未掌握的最具威胁性的文化武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方的未来是一个遵照科学发展观建造的创新型国家，更多的人接受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和训练，会显示出精神和物质的两大文明。到那时，各式各样博弈行为的竞争，会演变成世界经济竞赛。也许人们懂得了博弈实体的优势，掌握了博弈实体知识论的区分，根据正理均赢论的持续性概念，把人类未来的经济行为引向世界，演变成最文明的世界博弈竞赛。那时的东方社会一定是令人神往的博弈乐土。
《博弈圣经》中说：“一个民族博弈知识的落后，也会落后其他民族。无论是穷国和富国，还是穷人和富人，都会要求改善博弈的结果。”“穷富的区别就在于分享博弈正理的多少。”科学发展观正在利用道德与博弈的版本作为战略，整合人才、知识、科技、创新的一切优势，推进着国家的富强，并向未来发出挑战。一个国家的高端人群和各界精英如果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知识，掌握了博弈方法论，就会表现出令人难以臵信的经济成就。也许在某一时期，他们参与世界博弈的混战，世界经济也会为此颤抖。
总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搞好“五个结合”。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持之以恒，下大气力，统筹兼顾，求真务实，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国富民，兴我中华！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位党员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素质、增强党性修养的迫切需要。在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宏观发展形势下，战斗在财政监督一线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重在“四真”上下功夫，为推动财政监督事业科学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一，学真理，坚持不懈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重点从“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等方面系统揭示出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精神实质，是财政监督工作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实践已充分证明，对科学发展观理解得愈深刻，贯彻落实的行动就愈自觉、愈坚定。一是要勤奋学习，将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各种矛盾，针对当前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客观情况，只有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才能坚定信念辨是非，坚定立场明方向；才能立足现实看长远，拓宽视野长才干，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领导，准确把握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进而全面提高推进科学发展的领导能力。二是要勤于思考，重要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财政监督工作既要系统地总结过去，又要客观地评析现在，更要通过完善制度和创新机制科学把握未来的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依法行政、科学监管的理念和方式，确保发展的模式达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定位科学，发展的进程达到运行有序、措施有效、保障有力，进而全面提高推进科学发展的驾驭能力。三是要着力提升，就是要紧密结合财政监督工作实际，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检验的良性互动，不断增强对科学发展观理性认识和感性升华，进而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指导意义，全面领悟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持续不断地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练真功，坚持不懈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实践是培养领导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第一课堂，也是将科学发展观付诸实施的基本途径。对于财政监督干部而言，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实践，大胆创新，在服务改革、促进管理中拼搏进取，在破解难题、勇闯新路中增长才干。一是要着力优化发展思路，重点是要按照部党组提出的“更新监督理念，突出监督重点，改进监督方式”的指示精神，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积极构建财政监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在健全财政政策体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推进依法理财等方面的保驾护航作用，全面提升财政监督功效。
二是着力优化监督理念，重点是按照部党组提出的财政监督“三个贯穿于”的发展要求，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促进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紧密衔接且相互制衡的财政管理运行体系建设，在推进财政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进程中，实现财政监督从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等方面，全方位融入财政管理，内化为财政管理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着力提升综合成效，重点是按照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管，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内部管理，深化队伍建设，整体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和工作成效。四是着力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投身财政监督工作之中，主动承担艰巨复杂的工作任务，在实践中迎接考验，在锻炼中提升能力。不仅要坚持自我扬弃，即对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对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进行总结剖析，积极积累实践中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而且要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充分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挥集体智慧，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增强团队意识与和谐氛围，在提高领导能力的同时营造团结向上的发展态势。
第三，办真事，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基本准则。“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工作，既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觉悟和品格，也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行为准则。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可持续的过程，突出强调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求真务实，整体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发展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功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更好地贯彻和运用到财政监督工作的始终，真抓实干，讲求成效。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文本质，突出发展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财政监督工作要更加重视民生财政建设，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重点是要通过财政监督，确保三农、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各项利民惠民财税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促进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二是坚持整体推进，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着力抓好各种发展要素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整合，确保财政监督业务工作、内部管理和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建立健全科学有序的长效发展机制。三是坚持突出重点，更加注重发展的多样性，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财政监督工作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剖析收入监管、支出监管、金融监管和会计监督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系统规划，科学部署，以点带面突破难点，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稳健发展。
第四，用真情，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爱因斯坦曾经讲过“热爱是最好的老师。”黑格尔也曾强调“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热爱和热情都是真情的流露，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发展”具有可持续特性，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不断地分析查找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及薄弱环节，不断地采取措施予以改进和完善，从而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情对待工作不仅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爱岗敬业精神，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拼搏向上的工作态度和饱满旺盛的工作激情，始终清醒地认识财政监督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特征，不为传统思路和方式方法所局限，主动适应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更新发展观念，主动拓宽发展视野，深入扎实地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始终清醒地认识本单位和本人在现阶段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常怀忧患意识，常思进取之策，不断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始终清醒地认识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不为将来的困难所困惑，而是要坚定信心，按照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勤于实践，善于创新，敢于突破，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更高水准和更高层次上积极推动财政监督事业科学健康发展。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以科学发展的标准来考察衡量，**邮政同内地邮政相比起点低，基础薄弱，邮政网络不健全。由于人口、环境、市场等因素影响，全区邮政发展水平、规模程度与其他省（区、市）邮政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特殊环境下，企业机制、体制改革，干部管理队伍培养等方面也存在差距。除此之外，城乡邮政发展不协调，**邮政承担农牧区普遍服务的范围之广、困难之多、难度之大、责任之重都是内地邮政不可相比的。
**邮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立足**的实际，把解决影响和制约上述邮政工作的突出问题摆在首位，这是确保**邮政能够健康协调持续发展，推进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目前，**邮政现实进程落后于全国，谋求科学发展，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一，邮政改革尚未完成，专业化经营改革正在进行，企业经营机制、体制亟待建立和完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其二，邮政公司化运作，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迫切需要在人才队伍方面，加快培养、引进步伐。而在**经济社会环境下要做好这项工作，难度显然要比内地邮政大很多。其三，在**农牧区邮政工作才全面铺开的情况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邮政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建设资金短缺、运行经费紧张的矛盾。推进邮政企业体制转变，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促进城乡邮政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全面把握科学发展的内涵，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全面实现科学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城乡发展。在**就是要高举一面旗帜，突出一个主题，围绕一个总的要求，明确三个着力点，把抓好“一贯彻、三坚持、两推进”摆在重要位置。作为邮政，要坚持邮政的社会公用基础设施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这是邮政科学发展，服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石。
推动邮政的可持续发展，始终要把企业改革和经营管理放在首位。
当前，邮政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加快发展为中心，以深入推进企业专业化经营改革为重点，以加强队伍管理为基础，在区分邮政专营服务和普遍服务的基础上，整合全网资源，适时扩大邮政覆盖面，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网络运行效率，全面提升邮政服务水平，立足科学发展，推动全区邮政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加快农牧区邮政发展。
农牧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我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没有农牧民和农牧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邮政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把统筹城乡邮政发展问题，作为全区邮政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邮政底子薄、基础差，推进农牧区邮政工作难度大。加快农牧区邮政普遍服务不仅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也与促进农牧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解决好这个问题，首要的任务是，必须积极落实建设资金来源，根据“十一五”规划，分步骤、有重点地加快建设。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企业发展成果。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满足社会用邮需求是邮政的宗旨。**邮政将不断增强科学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按照“突出重点，优化结构，提高科技含量”的原则，适时对业务、资产、成本、人员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实现管理、技术和业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邮政整体服务水平，进一步巩固和保持企业发展成果，以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目标，全面推动邮政工作向纵深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农村信用社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农村信用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的是发展的科学性，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把与时俱进与求真务实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明确支持方向，突出支持重点，把握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效益的统一，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资产规模固然重要，而人才则是比资产规模更重要的资源。目前，农村信用社已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员工队伍，但是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已成为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为此，应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快人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员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公平竞争、注重绩效，建立健全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和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不拘一格发现和选聘提拔对业务发展能起重要作用的优秀人才，并委以重任，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施展才能营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建立完善的培训和考核体系，通过对从业人员特别是业务骨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多学科的知识培训，强制充电，以实现员工队伍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四是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常言道：“树有根而坚固茂盛，水因有源而长久不息。”企业文化就是“根”、“源”。连续几年雄踞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坦言成功的奥秘在于：“沃尔玛的企业文化，是其所有战略成功实施的土壤，没有这些，沃尔玛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以塑农信精神、扬职业道德，树良好形象为重点，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增强农信社发展信心和动力，促进农村信用社稳步、健康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治理结构，目的就是加强和改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搞好支农服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三农”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就是要加大支农资金投放力度、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时代要求，遵循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加强“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农信社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省实际情况看，能否做好支农服务工作与农村信用社自身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从我县信用社的实际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连续几年本金收回率、利息收回率均在97%以上，这说明农民群体就是很好的金融资源。可以说，如果脱离了农村、农业、农民，农村信用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土壤。同时，也应该看到，只有经济发展了，特别是农村经济能保持有速度、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势头，农村信用社才能保持有速度、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势头。
我们既要从政治层面认识服务“三农”的重要性，又要从经济、金融层面认识到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立身之本、强身之道。要主动适应新的形势，抓住新的契机，进一步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与联保贷款，在确保农户生产生活贷款需求的基础上，认真研究现代农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县域经济等对贷款的需求，创新信贷服务方式和担保机制，强化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农村金融对“三农”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支持作用。当然，也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严禁违规发放贷款，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农村信用社要采取有效措施，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力度，确保不误农时、农事，切实发挥好农村金融的经济杠杆功能，把现代农村产业做大做强，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双赢”。
坚持求真务实的发展观，大兴办实事、求实效的风气。应充分估量自己的实力，辩证看待自己的优、劣势，要理解优势和劣势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要扬长避短，科学发展。农村信用社当前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资产质量差，历史包袱重，机构人员多、素质差；基础管理薄弱，以贷收息、换据贷款、冒名贷款还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的存在，案件防控压力大，干部职工惯性思维严重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农村诚信体系不健全、守信意识差，信用环境不宽松，信贷高投入、低产出、效益差，风险防范难度大。宏观上整个农村金融市场面临重新洗牌，农法行业务下伸，邮政储蓄银行业务快速壮大、农业银行重新确立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村镇银行批准设立，为农信社的长远发展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信用社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以规范为前提，只求发展的数量，不讲发展的质量就会成为“泡沫经济”。
无矩不成方圆，就是要求我们要遵章守制，切记不能闯红灯，踏红线，打擦边球。这里所说的规范不仅要规范人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规范人的行为，包括经营行为，操作行为等。农信社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规范”二字为其保驾护航，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信用社员工务必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各项操作流程办理业务，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行为不检点，放任自流，害人害己害事业。我们要把规范管理作为一种习惯和企业文化，根植于每位员工的大脑，一是建立健全员工工作岗位职责和操作规范、行为规范和服务规范，做到业务操作有章可循，违章处罚有章可依；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三是强化制度对员工的行为约束和规范，严格要求，严格奖惩，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做到每项安排都要精心、每个步骤都江堰市要规范、每个环节都要精细、每一项工作都是精品；做到程序严密、责任明晰、避免失误、堵塞漏洞、防范风险。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1．人才困乏缺乏活力。未来的竞争无疑是人才的竞争。电视与尖端科技往往渗透和粘合在一起，地方电视台的发展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技术精、作风纪律严的电视工作者队伍，需要一大批爱岗敬业与业务技能兼备俱佳的电视人才。而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是主持人队伍，还是策划、编导、技术和市场营销人员，无一不缺。我们台的不少创意设计，都得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才能完成。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地方电视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突出“瓶颈”。
2、定位困惑缺乏动力。地方电视台一方面担当着确保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宣传任务完成的社会职责，担当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事业发展壮大的重任，需产生经济效益。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是摆在地方电视台面前的现实问题。特定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决定了地方电视台的社会效益转变成经济效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3、节目困守缺乏魅力。主要表现为：新闻节目中领导活动报道较多，基层群众的事情报道较少，不能满足百姓对自身生活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需求。产业部门的生产性活动报道较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性新闻报道较少。由于采访难、取材难、公开难、处境难，造成舆论监督性报道少，降低了地方电视台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不一而足。导致了整体形象缺乏应有的魅力。
地方电视台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地方电视台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媒体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如何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做大做强。需正确处理好五种关系，致力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开创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1、正确处理好文化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积极发展集电视、网站、报刊于一体的文化技术，着力打造有实力、有魅力、有潜力的区域性先进传媒。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大范围使用，有力地提升了地方电视台的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我们要紧紧抓住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电视文化发展与技术进步的融合，充分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区域性电视传播机制与创新机制，大力提高地方电视台的知名度和文化力。
2．正确处理好改革创新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创新，是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要进一步推动形式、内容、思维、机制、体制和手段等全方位的创新与突破，探索既保证正确导向、又富有动力活力的体制机制。尤其要进一步创新用人机制，向人才要活力。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策划人才、创意人才、管理人才、采编人才和经营人才。既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也要待遇留人，为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供人才支撑。
3．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确实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一体化，如遇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经济效益必须服从于社会效益。要始终坚持做到"四个不动摇"。即坚持"党管媒体"的方针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台”原则不动摇；坚持社会效益为首位的原则不动摇；坚持依法办台不动摇。牢牢把握电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导向，坚守地方党委政府新闻宣传的“喉舌”阵地。
4．正确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节目多样化的关系。要紧紧坚持“三贴近”，继续“走转改”。秉承播出节目思想性、文化性与欣赏性的协调一致，不断提升节目的感染力与关注度，保持接地气、讲实话的风格。同时，要将弘扬主旋律与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求有机结合，不断满足受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如我们电视台新打造的新闻杂志式栏目《晋在眼中》就赢得了广大受众的认可。目前，自办节目的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5．正确处理好事业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坚持产业兴台，打造多元化发展的区域性电视传媒。地方电视台作为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主管的重要部门，每年地方财政给予资助和补贴是好事，非常必要。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弱化了其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强化了依赖性。为此，在抓好传统广告业务的同时，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树立产业化理念，努力追求由单一经营向多元经营转变，创办相关联的经营性实体，壮大地方电视台的整体实力，为自身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地方电视台要科学发展，首先要增强关注度，通过播出区域内新鲜生动的地方新闻素材，为观众提供五彩缤纷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进一步吸引观众的眼球和注意力。这方面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应当具备高雅的文化品位，要努力做到四个提升，一是提升电视作品的文化品位；二是提升电视媒体的整体形象和整体品位；三是提升电视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四是提升地方电视媒体的对外形象和文化形象，依托文化魅力，激励鼓舞受众。其一是树立并强化开放思路，集中力量，推出一大批反映地方文化底蕴的力作精品，站在地方党委政府改革发展的全局下谋划创作，有效提高地方电视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其二，应当树立并强化品牌意识，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品牌专栏。特别要注重塑造新闻栏目的品牌与社会影响，不断树立新闻立台的意识和理念，不断整合各类新闻资源，构建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新框架。要借鉴其他电视机构的成功经验，下功夫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电视栏目，不断提高竞争力。
地方电视台发展力，从广义上讲，是推动地方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能力；从狭义上讲，是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经济基础、事业规模、技术装备和产业素质等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实力。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任务，我们要着眼于积极创造科学的用人机制，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块资源，奋发有为，致力于科学发展不断上水平。
1．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资力度，推进地方电视台事业发展壮大。电视新闻事业是地方党委政府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也是一项具有公益性的宣传手段，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应大力扶持，并随着财力逐年增加，不断提高扶持力度。近年来，晋中市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为我们台购置了电视直播专用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电视直播能力，为电视台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支撑。当然，今后，还必须开阔视野，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注重从市场寻找资源，寻找出路，利用电视这个广阔平台，筹建办台办节目资金，在实现自身滚动发展的道路上，寻求新的突破。
2．不断加大内部改革力度，推动地方电视台竞争力日益增强。要痛下决心，坚持产业与事业分离、经营与宣传分离的创新思路，把地方电视台可经营可市场化的资源，彻底剥离出去，进行公司股份化改造，大力培育一批节目制作、新媒体业务、有线电视网络、广告经营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竞争主体，实行市场化经营与资本化运作，提高综合实力，提高内部竞争力，把地方电视台的文化产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不断加大机制创新力度，确保地方电视台持续向前发展。制约困扰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的深层次根源，仍然是机制与制度的滞后，内部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难以充分激发和调动。为此，要在确保电视台正确方向，正确导向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特别是在人员使用的机制建设上，贯穿以人为本，不断优化结构，加强资源整合，主要包括创建完善频道总监负责制，实行首席播音员和主持人制度，首席记者编辑制度，工资报酬拉开档次，建立健全内部资产、考核、分配、监管和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可操作制度，凝聚激活各方面的正能量，以科学机制保障地方电视台的可持续发展。
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毛概论文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发展问题一直产生错误的理解，把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正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燃烧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1]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发展应该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包括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包括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这种错误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作用，不仅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也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
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在痛苦代价的反思中，在与自然、社会的斗争中，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满足食物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猎杀动物，致使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和农民，受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付出的很多，收获的却很少。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工人阶级永远也摆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既注重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注重人的发展。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程度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不是对代价的盲目否定，也不是对代价的盲目肯定；不是对“零代价发展”的空想，也不是对不必要的代价付出漠不关心。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人们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并运用于实践的结果。正如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所说“发展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2]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最普遍的道理，那就是发展总意味着代价的付出。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和滥用，导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另一方面，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的发展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人文价值荡然无存”的现象。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造成物质富有、精神匮乏的畸形发展。
二、正确处理社会发展的代价与人的发展关系。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同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核心和价值取向，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后，又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在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同时，人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
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是以高污染的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发展阶段，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海洋生物死亡，同时给人造成呼吸系统感染等疾病，影响人类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在其高速发展阶段产生了许多致癌物质。比如室内的装修材料，像壁纸、油漆地板等有的就含有许多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室内有毒、有害物质超过一定的浓度时，人就会感到不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全身无力，有的甚至会导致失去记忆，引起各种疾病。据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人口中，室内空气污染占一半左右，现已造成35.7%的呼吸系统疾病，22%的慢性肺病，15%的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癌等。[4]种种历史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各种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全社会动员、宣传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现阶段，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设节能环保型社会，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一贯主张，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的。马克思创始人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鼓励人们推翻那些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使人类得到最终彻底地解放。实践证明，只有摆脱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得到怎样的提高和改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命运不会改变，所以“以人为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口号而已，是麻醉工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想法。他认为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状态的两种表现。还对人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测，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到那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的活动已经超越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也摆脱了社会分工的限制，成为一种自由自觉地活动，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需要。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尊重人、理解人”的思想，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高社会主体的素质，对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代价的更大付出，影响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行为主体在做历史选择和实践时，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做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必须在社会有机体整体发展中才能最终实现。正体现了“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6]，必须把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在做历史选择时，还要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说“大自然虽然是极其富有而又慷慨的，但是它也是脆弱的，是精细地平衡的。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超越这些界限，自然系统的基本完整性就受到威胁。今天，我们已经接近许多这样的界限，我们必须重视危及地球上生命生存的危险性。”[7]，这充分说明，人的历史选择不能随心所欲，要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整理。
【参考文献】。
[1]周生贤。全面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环境保护，2007.2：9.
[2]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67.
[4]石碧清，刘湘。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保护对策。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48~5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4.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4.
[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
毛概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12]牟岱.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j].江西社会科学，1995（2）：4.
[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浅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
[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毛概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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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源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哪里抓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6).
[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论文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影响。
1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00.
【2】姚有志,陈宇.毛泽东大战略[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42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5.
【4】杨凤城.研究述评[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88.
毛概论文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面貌发展问题。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现在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xx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是现下农村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青年人在家种务农者少之又少，除在家做生意和身有疾患的轻年人，其他大多数都在外打工，又以青年男性更为明显。在那些调查的地方，越是落后，在家的青年人就越少，家中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在我家乡亦是如此，形成了“空巢”现象。家里能担事者很少。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因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尤其如我家乡那种丘陵地带，务农者就更少了，荒地大片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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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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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毛概论文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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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毛泽东思想被广泛应用和实践，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几个方面，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只有满足人民的需求，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毛泽东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在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只有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这些条件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维护和发展。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毛概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例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思路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付一切消极因素”的原则。这些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认识到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根据国情和国内外环境，权衡各种利益和风险，制定出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同时，政策的实施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在现代经济中，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对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适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毛概中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我深有体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精神。只有人民群众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人的培养和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和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总结起来，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的需求，需要在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进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其重要原则和思想方法，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毛概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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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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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