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论文（热门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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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常识状况及原因分析论文
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法律意识欠缺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学校、文化、社会方面的原因.提高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要从提高教师、家长的法律意识入手,改变传统的授课和考试模式,增加法律实践,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和人文精神,树立学生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
作者：叶穗冰作者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520刊名：黑龙江史志英文刊名：heilongjiangshizhi年，卷(期)：“”(12)分类号：g71关键词：高职法律专业法律意识
税收法律体系原则分析论文
计178166293245882建筑业92177122146537金融保险业71897545280信息传输电信88796567299移动36464763192小计124125112130491住宿、餐饮业住宿578525餐饮2816251988小计33233324113文化体育业543416租赁业326213其他服务业68705056244房地产业55571128滞纳金、罚款12519从上列两表来看，我县营业税分经济类型来看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和个体经济两大部分，20xx年6月底前我县营业税收入664万元，其中：国有企业入库295万元，主要来源于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及铁路运输；个体经营入库209万元，主要来源于公路运输和其他服务业。从营业税增长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和个体经济增幅明显，同上年相比国有企业上半年增长了118，个体经济上半年增长了47，说明了国有企业在营业税收入中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个体经济也在蓬勃的发展，增势良好。同时表明国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将成为我县营业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营业税收入分税目来看，我县营业税主要来源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及通信业，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业征收营业税225万元，建筑业征收营业税146万元，金融保险业征收营业税45万元，通信业征收营业税130万元。几年来，我局的营业税收入主要来源于这几个税目，因此我县营业税管理还要从以上几个行业加强管理、做到应收尽收，使营业税征收管理提高一个更高的层次。三、改进和完善营业税征管的建议通过以上资料分析，我县营业税管理的薄弱环节主要存在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业管理，以票控税管理面狭窄存在漏洞；二是租赁业关系复杂、设计面广，税收征管难以到位；三是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应税行为不确定，隐蔽性强，税收漏洞比较大。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抓起：1、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应当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明确交通征费部门法律监督地位，每月凭税务部门开具的完税证办理车辆交费手续，明确无完税凭证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营业税的征收管理在强大的社会网络监督下运行，确保营业税应收尽收。2、房屋租赁税收应当明确由承租方代扣代缴税款，必须按协议到税务机关开具发票，在该行业管理中，每年要确定一个专门的时间开展专项检查，建立租赁业数据库，租赁业底册每年要在核查后进行变更、调整，各级税务机关掌握数据要上下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从而进一步堵住房屋租赁业的漏洞。3、转让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由于这类纳税人没有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业务发生时，往往是当事人双方私下协议，而购买方只要对方出具与所有权有关的手续，而不要求卖方出具发票，有一部分手续要到房管、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到公证处公证，应向有关部门宣传政策、规定，要求在办理变更和公证时提供税务部门的`完税凭证或者证明，否则不予办理，税务部门应加强检查，对无完税凭证给予办理手续者予以处罚，并追缴税款。我县营业税管理几年来发展势头是良好的，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对促进地方税收的全面完成和增强我县财政实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我县的营业税管理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薄弱环节，在今后的税收征管工作中，我们要全力抓好营业税的主要征收点，更不能忽视征管工作中的难点和弱点，群策群力,把我县的营业税管理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法律经济分析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法律规制论文
摘要：当公司面临控制权交易要约时，收购者、控制股东及非控制股东等市场参与者间利益冲突将扩大，资讯的不对称使非控制股东在交易中处于弱势，收购者可能利用此契约失灵的情况发动对目标公司整体不利益的收购交易，因此法律须加以规范并协助其发挥应有的外部监控功能，并促进交易产生，而交易的产生自然可发挥促使整体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效果。换言之，法规范应协助控制权市场发挥促进有效率交易发生并防堵无效率交易的功能。
1概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股权大量整批交易的需求日趋盛行，健全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功能应为在无损及所有市场参与者之下促使资源自由流通，当资源的自由流通能使该资源获得更有效率的运用，有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1]。
经济学是研究理性个人如何做决策(或做选择)的社会科学，而理性是指决策者以有效率的手段追求一致的目标。而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应用到法律领域，探讨各项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经济效率，或法律应如何制定、修正，以符合经济效率。
法律经济学是经济与法律的结合，经济学提供分析架构，法学提供材料[2]。而经济分析的价值就在于能提供一套完整清晰的架构，使分析和论证更有说服力。经济分析不足以取代法学论述，但是能为法学论述的工具箱里，添增了一副不同的工具，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检视过往我们常使用的一些法学概念而赋予新的生命。如一般法律人传统的思维即为从公平正义等传统的抽象概念出发，并排除经济分析的效率思考，并可能误将公平与平等对待画上等号。然而公平正义一词其实没有一定的评价，甚至没有一致的'定义。经济学家阐释公平一词，可能有两种意涵，一为各取所值；一为各取等份。许多主张法律应追求公平正义的倡议者，其口中所谓公平，往往指的是应给予社会上特定弱势族群较多的分配，并非各取所值，甚至超越了各取等份的标准，所谓各取所值的分配方式，虽可能会造成社会上有能者与弱势团体的贫富差距越见悬殊，社会阶层对立、动荡不安；而各取等份的分配方式，却可能造成均贫社会，各取等份会严重减低人们追求财富及效率的诱因。
3控制权市场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在一个允许自愿交易的市场中，资源总是自然流向其最有价值的使用。资源会落入最能有效利用的人手中，是因为其有能力将资源做最佳运用，因此愿意出比别人更高的价钱取得该资源，从而，使买卖双方都能获得最大利益，而社会整体财富即会增加。公司控制权市场也是以公司股份为交易标的、收购者与股份持有者为买方及卖方所形成的市场，自然也可适用上述原则。以下仅先介绍与控制权市场的经济分析有关的经济学上的概念，以兹后续应用。
3.1价格、价值与效率。
在经济学中，厂商的短期最适供给系取决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为均衡[3]。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成本的节省，而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但也不能一味投入大量成本只为追求不成比例的利益增加。而在交易市场上的资源配置，市场价格并无所谓决定者。当需求等于供给时可得出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价格（pe），如果价格高于pe，就会存在超额供给，价格会有往下调整的压力；如果价格低于pe，就会存在超额需求，价格会有往上调整的推力。只有当价格恰好等于pe时，市场上既无超额需求亦无超额供给，价格亦无上下调整的动力。因此当公司控制权通过转移给更有效率的经营者而可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时，企业并购法制应给予鼓励与促进，或排除有效率的决策形成的规范障碍。
3.2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
经济学上的成本一般系指机会成本及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系指运用资源或行为取舍因而在他方面承担的损失。就控制权市场而言，在公司控制权移转前，股票价格会率先反映公司经济价值（假设该市场是有效率的）基本上公司资源由更有效率的主事者取得时，会产生附加经济价值，而使股票价格再行上涨，但由于原始股东可能已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卖其股份，因此无法享受到上涨的利益，此即为该股东出卖其股份时需承担的丧失股票潜在价值的机会成本。而交易成本系指为进行市场交易，必须先发现交易对象，告知对方交易条件，进行协商和谈判，签订契约，採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契约的履行和遵守所生的种种成本。
3.3经济效率与股份平等原则。
公平二字应该赋予其更深层的意涵，使其发挥更公平的效果。此种对公平的重新诠释反映在控制权交易市场上，最重要的观点即为少数股东折价理论，当公司控制权移转交易时，对少数股东的权益影响为最大，为保障少数股东的权益，少数股东应有分享控制权溢价的权利，然而从少数股东折价理论分析，少数股东应仅能主张各取所值的公平。股东主张平等共享公司资产的对象应为公司本身，如每位股东都可享有股东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而在股权买卖的市场上，均衡的交易价格系依市场供需而形成，而市场的供需系依附在投资人对该公司的评价上，包含了少数股东股份现实上因无法影响公司决策且可能被大股东剥削而须折价的评价，因此，大股东的股份价值与少数股东的股份价值本有不同，理论上只要确保双方资讯的对等，殊无相互主张公平，或有权分享对方溢价之理。
4结论。
当公司面临控制权交易要约时，收购者、控制股东及非控制股东等市场参与者间利益冲突将扩大，资讯的不对称使非控制股东在交易中处于弱势，收购者可能利用契约失灵的情况发动对目标公司整体不利益的收购交易，因此法律须介入控制权市场加以规范并协助其发挥应有的外部监控功能，并促进交易产生，而交易的产生自然可发挥促使整体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效果。换言之，法规应站在协助的角色，使控制权市场更能完整达到促进有效率交易发生并防止无效率交易的法规功能。
参考文献：
[1]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03)：5-8.
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提及生物的入侵，可能比较陌生，但纵观我们的生活，生物入侵却无处不在，从“食人鱼事件”到“鳄鱼龟放生”再到“小龙虾之谜”等，无不是生物入侵的结果。同时，这些表象下却深藏着巨大的生态危害，那便是生物入侵可能带来的巨大生物多样性破坏。
一、生物入侵及其危害。
生物入侵是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加剧出现的一种现象。国际组织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对其定义认为，生物入侵是外来生物(非本地、非土著生物)借助自然力或者人类社会力量，从原生区域扩散至新生区域，在新生区域繁殖生长，对新生区域(当地)环境造成影响的过程。
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危害已经日益凸显，其具体表现为:。
(一)生物入侵对入侵地的生态影响。
外来生物在得到人类力量的帮助后落户当地，在逃离人类控制能力后，在当地获得适宜环境后，可成为当地优势物种，并进一步蔓延，形成物种单一。同时可能会因为生物的单一性通过生物链影响相关物种群，威胁当地已经处于濒危的物种，加剧当地生态恶化。另外，生物入侵后极有可能与当地的近亲物种杂交，产生出新的杂交品种，使得其杂交的后代侵略性更强。
(二)生物入侵的文化影响。
生物入侵的首要破坏便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原因，每一个生物圈的人类社会文化都是以本地生物多样性为重要元素，在生物对当地环境入侵后，可能会影响生物圈背后的文化元素，使当地的文化遭受间接破坏。
(三)生物入侵的经济影响。
生物入侵当前所造成的影响正以数以亿计的成本递增。以美国为例，当前在美国境内有接近4500多种的入侵生物，且每年在以数十种数量在增加。这些生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生物入侵(尤其是植物)成为当地有害生物，成为贸易摩擦的`借口;对当地的旅游资源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生物入侵通过生物的改变，影响当地气候、水质等环境因素形成不良影响产生间接经济损失。
二、生物入侵与风险预防原则。
(一)风险预防原则。
所谓风险预防原则就是指，当前科学有足够证据证实是无害的，否则所有对环境有害的行为都应当被约束。风险预防原则在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后，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传统法学认为，在采取相应行动或措施的基础应当是基于当前可得知识，即对可能的有证据证明的巨大安全隐患，采取措施应是能遇见的，对于不能遇见的不应成为行动的依据。这种科学的确定性为基础的思想长期占据传统法学的脉络。在环境法学被日益重视之后，作为传统法学的科学确定性原则也受到了挑战，科学性的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当前法律行动的重要基础。所谓科学的不确定性，是指当前对于某一项技术或者现象是否具有环境风险存在争议，科学技术对此风选具有不确定性争论，但同时，如果风险不予以控制则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以《生物多样性公约》而言，在对待科学的不确定问题上，表述为: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推迟采取用来避免或者减少生物多样性重大损失的措施的理由。为解决科学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之间的矛盾，预防原则顺势出现。
(二)预防原则与生物入侵。
预防原则无疑是解决当前生物入侵的有效原则，同时预防原则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引用，虽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都是为避免发生生态环境问题。比如《海洋法公约》第196条规定:“条约缔约国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减少引入的外来生物到特定海洋环境中，因为这些海洋生物可能对当地海洋环境带来有害变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11款中，“缔约成员国应当对那些威胁当地生态系统的外来生物进行预防、控制以至于根除”《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中规定“水道国家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外来生物到国际水道。”
三、防范生物入侵实践中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适用。
生物入侵防范作为一种长期性的防治工作，在防范生物入侵过程中，法律适用应当着眼于风险本身，有针对性的解决风险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就其风险本身而言，可将风险的过程细分为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损失。所谓风险因素，指的是能够引起或者增大风险事故发生幅度的组成要素;所谓风险事件，是指由风险直接导致发生的损害事件;风险损失，指的是由风险事件引起的非可预计、直接因果关系的价值量减少，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价值。从这些概念来看，不难看出，在这个关系链中，风险因素与风险损失直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风险事件只是一种表象。在对待生物入侵防范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考虑从本源的角度来充分评估各类风险的因素，减低风险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风险损失:。
(一)评估风险因素。
外来生物的评估是针对有意识引入外来生物之前，对拟引入的外来生物进入本地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这些评估的内容包括环境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人类健康及引入后的生态系统效应问题等。对于这些内容的评估，应当尽可能的全面，同时在全面的基础上，应做出相应的识别和处理，做出相应决策后应当尽可能降外来生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降。以发达国家对于风险评估的操作来看，其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加大了对外来生物入侵的管理，将风险评估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环节。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已经制定了国家杂草战略，对杂草有相应的评估系统，该种系统能够清楚识别多种杂草，有效解决了外来生物的风险评估。
(二)防控风险事件。
对于风险事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防控。第一，建立完备的检验检疫制度。检验检疫是控制外来生物入国门的重要屏障，应积极建立相应外来生物名录。同时，有重点的针对入侵生物来源地检验，对于美洲这种重点区域应当重点检疫，严格评估其在国内的环境适应性和入侵性。其次，应当建立完整的报批制度。对于外来生物的引入，应当在完整的名录制度及行政许可下进行引入备案。最后，可以建立预警机制。在外来生物已经在当地形成规模即将造成风险事件，迅速利用一切手段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三)减少风险损失。
目前对于外来生物的清除方法包括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一旦生物入侵的事件已经发生，对于外来生物的清除可以考虑三种方法综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清除效果。同时在清除的过程应当保证尽量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减低到最小，使这场环境手术的创伤最小化。
在防范生物入侵的过程中，除适用预防原则外，还可参照国际合作、责任原则等共同形成防范生物入侵的“预防——清除——控制”三阶段处理方式，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常识状况及原因分析论文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并不能仅仅以培养具备工作技能的实用性人才为终极目标，应从人才职业生涯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为根本目标，为了保障该目标付诸实践，在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模型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3.1注重通识课程对人才可雇佣性培养的作用。
通识课程所提供的方法论能够培养学生综合处理能力，使学生可以快速熟悉不同行业运行的一般规律与流程，迅速进入工作角色和状态。因此，在实施可雇佣性模型时，需要注重通识课程对人才可雇佣性培养的作用，以促进学生能够适应各种工作环境，把握未来工作机会。
3.2加强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关联。
在可雇佣性模型的实施过程中，会审专业课程设计应要考虑用人单位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将可雇佣性的培养理念嵌入到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可以邀请会计事务所、财务公司、不同行业公司的专业财务人员参与校内的课程设置，将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要求与学校进行及时沟通，在课程设置中及时嵌入不同行业发展需求和会审专业发展动态的要求。
3.3加深校企合作，建设高水平校外实习基地。
学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目的在于实现校企双赢，学校能够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合格人才，企业将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实施可雇佣性模型时，需要加深校企合作，吸引不同行业中的高水平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会审人才的培养过程，学校可以为企业的个性化人才需求定制详细的校外实习内容，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参与不同岗位的顶岗实习，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工作技能和实际经验。
在理论层面上，构建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模型相对容易，而付诸实践则要困难很多。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各界对于会审人才需求依旧十分旺盛，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的可雇佣性培养将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焦点。
参考文献：
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境内企业的对外经济交往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保障工具，独立保函(independentguarantee)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并被大量使用于国际贸易、金融、投资、航运等领域。同时，有关独立保函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以及相关立法的缺位，中国国内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作出一些“于法无据”的判决和裁定，使司法公信力遭到削弱。本文从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独立保函纠纷出发，结合国际公约及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分析其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从法释义学角度探究有关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重构和立法完善提供些许帮助。
一、独立保函的界定及体系定位。
(一)界定。
在长期的国际商事实践中，商人们为了降低交易风险、维护自身利益，创设了许多债权或利益保障机制，独立保函就是众多机制中较为有效的一种。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教授(roberthorn)认为，独立担保从广义上可定义为一方当事人(担保人，通常是银行)的严格承诺，根据该承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向另一方当事人(受益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填补当事人的损失。这种特殊保障机制最初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地区，后于80年代传入中国。目前，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有效立法尚付阙如。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独立保函，是指由担保人依照保函申请人的指示开立的，凭与保函条款相符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在保函载明的最高金额内向受益人付款的书面承诺。”此立法例实为借鉴了1995年《联合国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公约》的界定模式。
独立保函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受到严格限定。就内容而言，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向受益人作出的一种承诺，该承诺约定了当受益人提供必要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时，担保人要无条件付款，即受益人提供必要单据时担保人应当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就形式而言，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非书面形式的独立保函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独立保函经常被使用于国际贸易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一旦产生纠纷，标的额动辄千万美金。因此，为了保证有据可查、减少欺诈，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独立保函的显著特点是单据化和独立性。独立保函中的单据是指受益人向担保人提交的付款请求书或者其他由保函约定成就付款条件的单据。担保人履行付款义务时必须首先审查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系保函项下的相符单据。类似于信用证下的审查方式，担保人仅对单据进行形式审查。此种宽松审查标准是基于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制度价值而设计的。所谓独立性，是指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担保人仅有义务根据提示的单据判断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并不介入基础交易，此要求即为独立保函的独立性。
独立保函本质上是一种无偿合同、单务合同和要式合同。独立保函作为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特殊合意，约定担保人在单据相符时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而受益人在受领价款时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故独立保函是一种无偿合同;在此特殊合同项下，仅有担保人承担特定条件下的付款义务，而受益人之提示相符单据并非义务，而是权利，因此，不存在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故独立保函为仅有一方当事人负给付义务的合同，即单务合同;如前所述，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无效，因而独立保函也是一种要式合同。
(二)体系定位。
当前，在国内的理论著述和司法实践中，提及独立保函时，往往将其与从属性保证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上位概念都是“保证”。在认定保函的性质时，也秉着“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即只要不是从属性保证就认定是独立保函。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约定了付款条件并且严格遵从书面形式要求的特殊合同。笔者以为，它既不同于中国《担保法》规定的五种担保形式之一的“保证合同”，亦不同于商事交易中的“一般保函”。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三者共同隶属于广义上的保证制度。独立保函不同于《担保法》中的保证合同。《担保法》中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是为了维护基础合同下债权人的利益而成立的，没有基础合同也就没有保证合同存在的意义。因此其处于从属性地位，是一种从合同。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担保人于债务人之外构成对受益人的直接支付责任，其效力不受其他合同影响，具有独立性，并无主从合同之区分，此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另外，独立保函与主债务之间没有抗辩权上的关联性和从属性，债务人因行使抗辩权而在某一司法程序中被有效免除责任的，并不当然使独立担保人获得该抗辩利益，该类担保人在符合独立保函的约定时仍然要承担直接支付责任。
独立保函区别于商事实践中的一般保函。所谓一般保函，是指担保人向受益人做出的约定在特定情形下由担保人赔偿受益人所受损失的一种承诺，如航运领域的清洁提单保函、无单放货保函等。一般保函仅涉及担保人和受益人两方当事人，担保人承诺承担受益人特定情形下的责任(不论是基于侵权还是违约而产生)，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保证。不同于独立保函的单据化要求，只要受益人遭受了担保人做出担保的损失，一经举证，担保人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独立保函的有效成立并不以严格的书面形式为要件。
概言之，在中国目前法律体系下，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是三种不同的担保形式，都属于广义的保证制度。三者都是以合同理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保障机制。在实务中，人们往往容易混淆三者的概念，不能准确地识别三者的存在形式。例如，有人认为，保证合同一旦具备了“独立性条款”(即约定保证合同具有独立性)，就成为独立保证。进而将调整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错误地适用于保证合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尚属薄弱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法律适用不明确，判决理由不稳定，有损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对独立保函作出明确规定，实为一种立法的进步。然而，该《征求意见稿》并未理清相关概念的区别，没有明确独立保函在整个保证制度中的体系定位，也没有澄清理论和实务界对相关概念的误解，实为疏漏之处。
就独立保函而言，依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可以区分为涉外独立保函和国内独立保函。中国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对独立保函的效力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态度：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即承认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认为其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承认国内案件中的独立保函。相应地，《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独立保函及其所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均不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主张保函独立性的约定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此种“内外有别”的裁判规则是否合理，在此暂不讨论。本文所研讨的独立保函纠纷主要是针对涉外独立保函。相关纠纷进入司法程序，需要解决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管辖权。
关于中国法院对独立保函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判断，应视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有关管辖的规定。众所周知，保函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合同，其纠纷当属合同纠纷，故法院应当尊重保函中的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当保函对此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则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另外，要注意对基础合同管辖和独立保函管辖进行区分。二者属于截然不同且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独立保函管辖权不受基础合同管辖权协议的约束。在“乌兹特拉斯加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案”中，法官认为：独立保函虽然因基础合同而开立，但开立之后则成为独立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担保合同。基础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独立保函纠纷。另一方面，从仲裁条款解释的角度分析，仲裁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在书面仲裁协议中的合意授权。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仲裁约定不能约束独立保函各方当事人。因此，确定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不应当受基础合同关系性质影响。
(二)法律适用。
1.准据法的确定。
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独立保函的合同本质属性决定了当事人可依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准据法。独立保函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保函适用的法律，并且，中国法院允许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独立保函争议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保函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保函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境内担保人为境外受益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中，保函义务主要依靠境内担保人来履行。因此，当对外独立保函未约定准据法时，应当适用担保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即中国法。另外，为了增加可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具体规定了十七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独立保函的最密切联系地可以参照保证合同之规定。
国际公约及国际惯例的适用。目前，有关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和惯例主要是《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independentguaranteesandstand-bylettersofcredit，1995)和国际商会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theuniformrulesfordemandguarantees，1992)。由于中国尚未加入《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该公约不能作为中国的立法补充，保函当事人约定适用该公约的，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中国法律和公约缺乏相关规定时，法院可以援引国际惯例。
独立保函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与保证合同截然不同的保证制度。因此，在《担保法》下并不存在独立保函的适用空间，只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作为一种合同，独立保函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符合法定要件：缔约人;意思表示一致;标的。就第一个要件而言，要求担保人和受益人同时具备缔约能力，而且担保人需要具有开立独立保函的资格。对于第三个要件，本质上是保函约定的给付，即担保人的无条件付款义务。
涉外独立保函效力的行政干预：由事前审批到事后登记。在中国法下，独立保函作为一种合同一旦成立之后，应由合同的有效要件对独立保函的效力进行评价。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合同的有效要件应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法律才会赋予独立保函拘束当事人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由于涉外独立保函特别是银行独立保函事关国家金融安全，所以中国立法以强制性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作出了规制。中国人民银行于年公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对“对外担保”实行审批制，只有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之后，境内机构开立的涉外独立保函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在实践中，担保人常以独立保函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而无效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纠纷。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年公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一改原来的审批制为登记制，境内机构开立涉外独立保函不再需要事前审批，仅需事后登记即可。故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不再受到强制性行政规范干预。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国家层面为了便利跨境担保活动、推进担保项下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降低了了涉外独立保函受益人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脚步。
三、独立保函转让类型化。
正如马·格林所言：“法律有权打破平静。”法律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零星地出现了独立保函转让的案例，特别是国际大宗贸易中独立保函的受益人开始尝试着通过转让独立保函以实现快速、便捷的融资。于是，独立保函的转让成为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面临的新课题。
国际商会于年修订的《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率先变革，新增了“独立保函的转让”条款。依据公约规定，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分为保函转让和款项让渡。前者实质上是指独立保函受益人的变更，即合同主体的变更。基于独立保函的严肃性和欺诈多发性，公约对受益人的变更规定了三个要件：第一，独立保函明确约定“可转让”;第二，提供截止至保函转让之日的所有保函修改文件;第三，提供经签署的声明，证明受让人已经获得基础关系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之所以对独立保函转让作出较为严格的规制，是由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所决定的。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特征使得担保人被请求付款比较容易，因此极易引发保函欺诈，故立法采用“严格主义”。关于款项让渡，事实上属于合同权利的让与。受益人可以将其在保函项下可能有权或可能将要有权获得的任何款项让渡给他人。但是，除非担保人同意，否则担保人没有义务向被让渡人支付款项。
中国《征求意见稿》借鉴了urdg758的相关内容，对于独立保函的转让也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有所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未对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别对待，而是笼统地以“受益人付款请求权转让”来规定。依据其规定，受益人付款请求权不随主债权转移而转移，并且受益人付款请求权的转让以保函明确约定为前提。概言之，《征求意见稿》在独立保函的转让问题上规定较为宽松，可以增强保函的流通性，但同时也会因规定不明确而滋生纠纷。笔者以为，对转让未作类型化的区分，有悖于合同转让制度的基本原理，并且不利于司法裁判。
在有关国际公约或者国内立法中引入独立保函转让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独立保函的融资担保功能，顺应了独立保函机制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的学者甚至大胆提出，独立保函的买卖正在演变成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且呈方兴未艾之势。现阶段的立法，需要为独立保函的转让提供健全、便捷的操作机制，从而减少交易风险，推动其功能创新。
四、独立保函止付机制：欺诈例外原则。
独立保函以其独立性特征赋予了受益人最大的风险保障。然而，“先付款，后争议”的运行机制使得申请人陷入一种被动的地位，致使其对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无能为力。为了平衡独立保函机制运转过程中的`风险分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在保证“独立性”的同时，也承认“欺诈例外”原则，以此来限制“独立性”。当受益人恶意欺诈或滥用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以谋求不正当利益时，法院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欺诈使一切无效”的法理依法作出止付裁定。
(一)欺诈的概念及范畴。
对于欺诈的认定，各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其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官对个案的事实分析和权衡。因而在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中，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成为审理该类案件的重点问题。关于欺诈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是目前中国立法中唯一有关欺诈概念的条文。在界定独立保函欺诈概念时可以作为借鉴。
益人的付款请求没有可信依据的。”
(二)欺诈的救济程序。
较一般保函而言，独立保函以其“见索即付”特征更受受益人欢迎。然而，这种特征极易滋生“逆向选择”风险。所以，立法中引入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即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防止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鉴于各个国家程序法的差异，在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上，《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两种“临时性法院措施”：“发布临时性命令以使受益人不能收到款项，包括命令保证人停止支付所保证之款额”;“发布临时性命令以冻结应向受益人支付之收益”。相比之下，中国《征求意见稿》设计了一套更为细致、完备的止付机制。整套程序包括申请条件、担保、裁定期限、裁定止付的条件、裁定复议以及止付判决等阶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引性。对比两者规定，一个显著区别是公约规定了付款前和付款后的止付机制，而中国《征求意见稿》仅针对付款前设立止付机制。这种差异化的设计引发了一个思考：依照《征求意见稿》之规定，担保人付款后主债务人或申请人是否仍有权向法院申请启动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冻结相关款项?从整个申请止付程序来讲，止付机制启动的前提应当是担保人尚未付款。因此，主债务人或申请人一旦错过了担保人付款前的期间，便丧失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赋予的欺诈救济权利。然而，在此种情形下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径来寻求救济，即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但诉讼时效应当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而依照公约规定，则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其规定可以冻结受益人之收益。因此，《征求意见稿》有必要协调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和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的普通救济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对受益人的救济程序更加顺畅、完善。
五、结语。
独立保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纷繁复杂的。在理论界，许多争议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实践领域也存在着众多形态各异的做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独立保函制度构建在立法层面上开始迈出第一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这份《征求意见稿》在许多问题上规定比较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税收法律体系原则分析论文
电子商务是21世纪信息化社会贸易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交易方式突飞猛进的变化，打破了由传统税收法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及相关问题的平衡状态，出现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盲点，已经对原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提出严峻的挑战。
（一）电子商务合同问题。
电子商务因其独特的技术环境和特点，对传统的合同法带来了冲击，传统的合同法已无法应付电子商务的需要。如对数据电文传递过程中的要约与承诺、合同条款、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地点，以及通过计算机订立的电子合同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一系列法律空白问题，都必须重新研究和探讨。199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电子商务的法律，它使电子商务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得以解决。它赋予“数据电文”等同于“纸张书面文件”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数据电文作为“书面文件”、“亲笔签字”或“原件”所需的条件和标准，及其作为法律证据的价值和可接受性。
我国现行《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采用了与《电子商务示范法》类似的规定，将电子数据交换作为书面形式的一种。但《合同法》只是从法律上承认了某些电子形式的合同，具有书面形式合同的法律地位，而对电子签名、电子证据有效的.条件等相关概念，尚未作出明确界定。
（二）电子证据问题。
电子商务的电子文件，包括确定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各种电子商务合同，以及电子商务中流转的电子单据，这些电子文件在证据法中就是电子证据。电子文件的实质是一组电子信息，它突破了传统法律对文件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电子文件由于使用电脑硬盘或软件磁盘性介质，录存的数据内容很容易被改动，而且不留痕迹；另外，由于计算机操作人员的人为过失，或技术和环境等方面的原因，造成文件的丢失、损坏等，使得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胁，一旦发生争议，这种电子文件能否作为证据，就成为一个法律难题。
（三）电子支付问题。
电子支付包括资金划拨，以及网上银行开展的信用卡、电子货币、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新型金融服务，它实质上是以数字化信息替代货币的流通和存储，从而完成交易支付的。由于金融电子化，完成交易的各方都是通过无纸的数字化信息进行支付和结算，资金交付也是采用电子货币，通过电子资金划拨的方式进行，因此电子支付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等，成为新的法律问题。
如电子支付中的签名效力问题，就是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的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由此可见，这些规定不能直接适用经过数字签章认证的非纸质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因此，修订我国现行的《票据法》，或制定相应的《电子资金划拨法》，是电子商务中支付和结算顺利进行所必需的。
（四）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尚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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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例分析体会
袁甲、袁乙和袁丙是兄弟姐妹关系，但又不属于同胞兄弟姐妹，三个人的关系相对较复杂。尤其袁乙是二婚时女方带过来的孩子，属于袁父的继女。如今，父母相继去世，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导致在遗产的继承问题上好似成了一团乱麻。
复杂的兄妹关系。
袁甲的父亲叫袁某，母亲叫张某。张某在袁甲10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袁甲中专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很早离家。8月，袁甲因生产事故死亡，后妻子另嫁他人。现年9岁的儿子袁小宇随母亲生活。
袁某在张某去世后娶了第二任妻子刘某。刘某也是再婚，来袁家时带来一个8岁的小女孩，袁某视女孩如己出，后为其改名袁乙。如今，袁乙也已成家。
袁某和刘某婚后又生有一子，就是袁丙。袁丙是老小，一直和父母在一起居住、生活。
1月，母亲刘某去世。5月，父亲袁某去世。父亲去世时留有一套房屋。该房屋原为袁某承租单位的公房，单位房改售房时，袁某以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并登记在他名下，一直居住至去世。
继女起诉争分遗产。
袁某去世后，袁乙拿着一份称是袁某留给她的遗嘱找到袁丙，并叫来袁小宇，要求按照遗嘱，将这套房中的一小间登记在她名下。袁丙不承认这份遗嘱，袁乙与其争执不过，将袁丙和袁小宇诉至法院。
庭审中，袁乙提供署名为袁某的代书遗嘱一份，诉请法院按照遗嘱继承审理此案。但袁丙表示，对袁乙提供的代书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
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三平律师分析说，其实，袁乙的做法是正确的。她将袁小宇告上法庭，是缘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位继承制度，即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在此案中，袁甲是被继承人袁某的儿子，但他先于袁某死亡，那儿子袁小宇就可代其父亲继承袁某的遗产，这项权利并不因他是否随母亲改嫁而丧失。所以，袁小宇也是袁某遗产的继承人之一。
两案为何一胜一败。
然而，袁乙提供的代书遗嘱只有被继承人袁某的弟弟在场，不符合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的法律规定，法院最后驳回了原告袁乙的诉讼请求。
赵三平律师说，一个自然人死亡后，其父母、配偶、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中子女，按照法律的规定，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什么才算有扶养关系呢?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1、继子女受继父母经济上的供养;2、继子女受继父母生活上的扶养、教育;3、继子女在经济上供养继父母;4、继子女在劳务上对继父母给予主要扶助。具备其中之一即可。
袁乙8岁时就随母亲来到袁家生活，并随继父姓袁，袁某一直将袁乙扶养长大，已可以确定他们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被继承人袁某的房屋由袁乙、袁丙、袁小宇三人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
法律案例分析体会
案例分析的位置必须恰到好处，唯有如此才符合规范。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之首，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中间，也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的末尾。我们对这三个位置进行一些分析。如果您在文章的开头就将案例已经分析得头头是道，则使案例失去了提出问题的价值，如果您在文末对案例进行分析，则又显得体系不和谐。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在文章开头提出案例的，则比较适合将案例作为引子，引出文章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随后在理论分析之后，再对案例的内容进行分析;如果您在文章的中间提出案例，则可以一并进行探讨;如果在文末提出案例并且分析该案例，则不甚适宜，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
案例分析的数量不宜多，我们建议1-2个案例，并且各个案例之间必须有所不同，而不是相似的案例。案例不能太多，也不能相似，所采用的案例必须具有范本意义。如果案例采用过多，则有凑字数的嫌疑。以前我们遇到一个学生一口气分析了5个案例，且这5个案例之间的差别并不大。5个案例占了他毕业论文的2/3字数，被老师斥责为案例教科书。因此，案例宜精，而不宜多，否则案例分析的效果会走向反面。
切记，案例分析的内容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网络或者人民法院公报，如果照抄案例并且标明注释，从理论上将这并不算抄袭，并且摘编案例本身也不是抄袭，但是现在的抄袭检测软件却可能将这部分内容当成是抄袭，给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的建议是，您需要对所摘编的案例进行精简、归纳、总结，在保留案件关键信心和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案例的文字进行优化。
如果您的文章能有一个恰当好处的案例，那一定能为您的文章增色不少，但是如果实在没有案例，那还是不要案例为好。一个和主题不甚相关的案例，或者一个杜撰的案例，可能会使您的论文得到差评。所以同学们切记，案例必须高度相关，并且能借此案例说明问题，否则宁愿不要案例，也不要杜撰案例或者选编不相关的案例。
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法律分析是法学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法律条文和案件的深入分析，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素养。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下面我将从法律分析的定义、方法、意义、困难和对策五个方面，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法律分析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对具体法律问题进行细致、有条理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仔细阅读相关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了解法律的适用情况和依据，确定问题的关键方面，找出切入点和解决办法。通过深度分析，法学者可以辨析出一个法律条款的多种解释和理解，甚至能发现法律条文的漏洞。
其次，法律分析有其独特的方法。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们需要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律和法律的逻辑结构，从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问题的要点，确定问题的事实、法律关系和解决的目标。其次，我们需要调查法律的适用情况，寻找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案例，进行归纳整理，找出关键问题和依据。最后，我们需要根据已有的证据和结论，论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建议。
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法律条文和法律的适用情况，为我们适应社会法规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法律分析能够促进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培养我们的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使我们能够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此外，法律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主动发现法律理论的问题和不足，为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思路和指导。
然而，法律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法律的条文和规定通常非常复杂和晦涩难懂，需要我们耐心和细致的阅读和分析。其次，法律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这对我们的综合素养和综合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法学领域的知识繁杂深奥，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真正掌握。
对于这些困难，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对策来克服。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学习和实践，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分析法律条文和案例，熟悉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和逻辑结构。其次，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积极参与讨论和研究，与他人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互相学习和借鉴。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保持对法律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树立起自己对法律分析的自信和信心。
综上所述，法律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通过对法律条文和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素养。法律分析具有其独特的定义、方法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应该坚持学习和实践，并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和积累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在法律分析的道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法律案例分析范文
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期间，跟随律师及相关案件进行了实习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工作，现选择其中一个案件进行一部分改编并且结合一些热点法律问题与争议完成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情概要。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北京时间凌晨1点28分，司机陈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道路上行驶，在一个v字型路口进行调头，由于路口转弯角度较大，加之是夜晚，视线不明确，司机陈某没有看到调头路口处有一个醉汉被害人王某躺在马路口，汽车碾压王某于车下，之后陈某下车查看并看见王某躺在汽车底下，随后司机陈某慢慢挪动汽车并且驾车逃逸。后被害人王某被路人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第二日上午死亡。经法医专业鉴定后，被害人王某是由于被汽车碾压后造成内出血从而引发创伤性失血导致休克，最终死亡。交警部门时候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相关的勘察，认定被害人王某处于v字型路口偏左侧的地方，交警大队进行实物实验，利用一辆汽车进行现成模拟发现王某所处的位置在汽车调头时是无法被发现的，即处于一个视野盲点，加之是夜里就更加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也无法再及时的采取相关补救措施。一周后，司机王某被有关部门逮捕归案，并且交代了相关案件情况，其中包括被告人陈某说他当时以为被害人王某已经死亡的主观意志，其他情况与交警部门所认定的结果一致。
本案中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司机陈某对于撞人这个行为的定性，即是否属于意外事件。第二个是陈某之后的逃逸行为如果来界定。
（一）、陈某撞人的行为属于意外事件。
并没有当场死亡。即使司机减缓速度（深夜，如果周围不安全，司机也不敢放太慢的速度），若撞的是要害部位，也不能避免给被害人李某造成严重伤势的后果。是被告人陈某对被害人的遗弃和逃逸行为给本身受害的王某增加死亡的几率。而且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实际情况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并且依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没有断定被告人陈某造成损害的结果是故意或过失的证据，应当作出对被告人陈某有利的裁定和判决，不应当定陈某在撞人行为上违反了交通运输法规。因此，在此案中，被告人陈某的撞人行为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
（二）、丁某逃逸行为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首先，基于第一点的判断，由于被告人陈某的撞人行为是意外事件，因此，可以排除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交通肇事罪与交通事故中意外事件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失和客观方面是否违法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观上有过失，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则构成交通肇事罪；如行为人没有违法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且是由于不能预见、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原因引起交通事故，则不存在罪过，不能认定为犯罪。《刑法》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法条及相关的分析，被告人陈某逃逸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第二款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而陈某却不对王某进行作为义务，对王某的现状听之任之，即使被告人陈某主观上认为王某死了，害怕而逃离，但是，没有对王某判断是生是死而大意逃离仍然是被告人陈某的过错，即使王某死亡，陈某仍然不应当丢弃被害人王某，应当由医生对王某的生死进行评断。所以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这不应当得到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含义是在对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裁定。张明楷教授认为此原则有以下几种适用界限：（1）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2）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3）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4）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5）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对当事人的听之任之的主观心理的推断是合理的，不论被告人陈某是认为王某已死还是未死，对与王某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亡，而被告人陈某却放弃了给王某一丝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最坏的结果，那是法律不允许的，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是也必须合理公正。综上所诉，被告人丁某的逃离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三、基本结论或观点。
综上所述，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属于意外事件，但是随后其驾车逃逸的行为却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等待陈某的将是法律合理公正的裁判。
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法律分析是司法人员必备的重要能力之一。通过对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能够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和处理方式，为司法裁决提供有力支持。法律分析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良好的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在接触和实践法律分析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性，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和方法。以下是我的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首先，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全面的梳理是法律分析的首要步骤。案件事实是法律分析的基础，只有对事实有准确的了解，才能开展后续的法律分析。因此，我在进行法律分析之前，首先会仔细研读案件材料，在此基础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进行梳理和总结。这个过程中，我会注意到案发经过、相关证据、当事人的行为以及案件的背景信息等。事实的准确把握对于正确的法律分析至关重要，只有清楚了解事实，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
其次，学会提取关键信息是做好法律分析的基本功。在案件事实中，往往有很多细节和繁杂的信息，如果全部都纳入法律分析，就会导致分析过程混乱和冗长。因此，我会通过先行筛选并提取出案件事实中的关键信息，以及与案件性质和法律规定有关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展现在我的法律分析中。关键信息的提取可以让法律分析更加简明扼要，并且更加重点突出。
再次，学会灵活运用法律知识是做好法律分析的关键。在进行法律分析时，应该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来服务于案件的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广博的法律知识储备。通过在法律学习和实践中的不断积累，我渐渐形成了一定的法学思维和方法。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会系统地复习和总结已学习的法律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具体案件的分析中。同时，我也会不断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拓宽视野，提高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注重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是法律分析的重要方面。法律分析是一门科学而严谨的学问，它要求我们在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方面具备较高的要求。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会借助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完善自己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我会进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多种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确保自己的法律分析结论具有较高的逻辑准确性和说服力。
最后，与其他法律学者和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别人的经验和观点，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律分析能力是必要的。法律分析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和复杂的问题，单靠个体的智慧和能力很难达到最佳效果。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才能够互相借鉴、交流学习、共同提高。因此，我会积极参与法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与其他法律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和讨论，让自己不断吸取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
总之，法律分析是一门学问，需要不断磨砺和提升。通过深入学习和实践，我逐渐掌握了一些法律分析的技巧和方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习和实践系统。我相信，只有不断追求和完善自己的法律分析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司法工作服务，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法律案例分析范文
李女士和她的丈夫张先生婚后拥有一套房屋，最近他们为了购置新房决定将房子卖掉。张先生与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委托中介公司寻找买家，挂牌价为230万元，签约后张先生就到国外出差一个月。刘先生通过中介看了这套房子觉得非常满意，但希望价格再能便宜一点，通过双方几次协商，李女士最后同意以138万元卖给刘先生，双方又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为此刘先生支付了定金20万元。谁知签约后半个月，张先生就从国外回来了，当他得知房价为138万元，觉得太便宜了，于是找到刘先生，告知刘先生这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李女士一个人无权处分，要求解除合同，但刘先生认为李女生有权签订合同，且已经交付了定金，坚决要求履行这份合同。
双方协商不成，为此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系争房屋系李女士和张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同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对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应为无效。法院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李女士返还刘先生定金20万元及其利息。
【律师评析】。
所谓共同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共同共有财产关系一般发生在互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较为典型的是基于夫妻关系而发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有等共同共有财产形式。
根据法律规定，部分共同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房屋的，
要看事后该处分行为是否获得其他共同共有人的追认。获得其他共同共有人追认的，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没有获得追认而擅自处分共有房产的，合同无效。
目前法律实务中存在着如下几种共有形式：
1、家庭共有：夫妻是一种人身关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另有约定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夫妻共同共有：家庭成员相互之间，也是人身关系，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不能把亲属关系都当成家庭关系。如张某与其妻、子一同居住，其父、母单独居住。张某的家庭成员就只有3个人，而不是5个人。家庭共有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基于农村共同生产生活而产生几代同堂的现象，其共同居住人对家庭财产是共同共有。
3、尚未分割遗产形式的共同共有：共同继承的财产，在继承开始以后，遗产分割之前，数人（相互之间是亲属，是同一顺序继承人）对遗产享有共有权的财产。一般认为，这种共有是共同共有。
在购买房产时，一定要核实所购房产是否属于共有，买卖共有房产的一定要取得全体共同共有人的一致同意。为规避最终认定为共有房产而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购房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如果是房产证上的产权人是多个人的，一定要核实每个人的身份，并由每个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除非有公证的委托书，否则不同意代签字。
2、如果房产所有人是在婚状态，且房产证上产权证为一个人名字的，也需要其配偶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或者由其配偶出具房屋并非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声明。
3、如房产所有人系单身，且房产证上产权人为一个人名字的，需要该所有人到民政局开具单身证明。
4、为防止出卖人故意隐瞒其他共有人，买受人可以让出卖人出具一份无其他共有人的承诺，并明确约定违反承诺的违约责任。
【法条链接】。
1、《合同法》（1999年）。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
89．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xx年）。
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二手房”买卖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xx年）。
第二条未经房屋共同共有人同意，出卖人对外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但买受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应确认买卖合同有效。
文档为doc格式。
物业管理法律分析
最近，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我国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制度的逐步推进，物业管理交接纠纷频发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被辞退的物业管理公司与新选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原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就物业管理交接事项频繁发生纠纷，不仅影响物业区域内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对物业管理公司的企业形象产生很大负面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将从法律层面对物业管理交接纠纷产生的原因和性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方法和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程序的建议。
物业管理交接纠纷频频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观念不适应物业管理市场化要求、物业管理招投标的程序不完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在沟通方面存在误解、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从法律层面上分析，产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业主大会以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到位为由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而物业管理公司以种种理由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办理交接，由此导致纠纷。我国有关由业主大会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对本物业区域进行管理的制度刚刚建立，目前大多数的物业区域都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只能被动接受，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也不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双方缺乏良性互动。在《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赋予业主大会公开选聘、解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后，很多小区的业主大会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以服务不到位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当前产生的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如去年12月8日，杭州最早的高层住宅小区――中山花园业主大会就以“收费过高、管理不善、开支混乱”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并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入驻，但是因为原物业管理公司不配合接交而产生纠纷，导致小区出现物业管理“真空”。
2、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前期物业管理结束，业主大会选聘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进驻管理，而原物业管理公司不甘退出，继续占据小区，拒绝与新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交接，因而产生纠纷。如今年3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原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撤出的广州翠湖山庄新旧物管交接纠纷案，就是由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完成后业主委员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但是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却拒不移交物业管理权，并与新物业管理公司发生严重冲突，致使小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资料是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必须承担的责任，即《合同法》所规定的“附随合同义务”（见《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因此，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属于合同一方不履行“附随合同义务”而产生的合同纠纷。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在形式上表现为物业管理公司不移交物业管理用房、资料，但本质上是物业管理公司不移交物业管理权。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建设单位与前期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与所聘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签订有物业服务合同，并且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必须明确约定服务期限，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可以约定期限也可以不约定期限，但是实际上《物业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了其最长有效日期――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之日。
对于这类有明确期限的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双方都不得随意解除合同，以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了适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合同法》规定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方便、及时并且与物业管理费相当的物业服务，如果物业管理公司没有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提供相应的服务，致使业主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或者出现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则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合同法》的以上规定提前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不可能恢复原状，但是如果物业管理公司未经业主大会同意就擅自改变小区内公共设施设备或者有违章搭建情况的，则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恢复原状。这种行为给业主造成损失的，物业管理公司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交还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因此，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做好物业管理交接工作是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承担的“附随合同义务”。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被解除，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小区的物业管理，原物业管理公司拒不进行交接而产生纠纷的，原物业管理公司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不依法进行交接的行为给业主或新物业管理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有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或者由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的，物业管理公司也有权要求欠费的业主清偿其所欠费用。
2、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服务期限，或者双方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由于我国推行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的时间不长，当前还有大量的物业区域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往往比较简单，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合同。对于没有约定服务期限的情况，我国《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做出相应规定，但是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使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以，如果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约定服务期限，而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入驻管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主动要求撤离的话，法律是允许的，但是首先应当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达成有关协议，解决好物业管理用房、资料移交的问题，只有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单方面的行为解除合同，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办理物业管理交接手续。否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责任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由于双方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根据我国司法实践，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终止这种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但是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如果业主委员会聘请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主动要求撤离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双方本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所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办理物业管理交接手续。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可以采取以下五种方式进行解决：
1、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由被解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可能还包括新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双方在自愿、平等、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物业管理交接有关事项如拖欠物管费的支付、物管公司代收代缴水电费的结算、物管公司对小区公共建设额外投入的回收等进行协商，以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由于这种协商解决的方式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有利于化解纠纷、平息争议，最大程度的避免双方的经济损失，维护双方的社会声誉，避免给小区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因此这种方式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一旦发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双方应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
2、由物业管理协会、居委会或者其他第三方调解解决。随着物业管理协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其在物业管理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物业管理协会进行调解，双方在物业管理协会代表的主持下解决各项争议并形成书面协议。此外，发生纠纷后，当事人也可以请求居委会或者其他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
3、申请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理。《物业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发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后，如果双方无法通过协商或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由其进行立案查处。如果在交接过程中发生治安甚至刑事案件的，还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对其中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处理。
4、提交仲裁委员会裁决。如果当事人双方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或者在发生纠纷后双方达成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争议事项提交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员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由于仲裁委员会处于严格的中立地位，其作出的裁决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并且仲裁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选择，有利于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实行“或裁或审”的原则，当事人一旦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就不得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定条件的除外），因此在选择仲裁之前，双方当事人都应作充分考虑。
5、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各地基本上确认了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当无法通过上述四种方式解决争议时，业主委员会可以就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向法院起诉物业管理公司，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相应的，物业管理公司也可以起诉业主委员会。
四、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立法建议。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程序，减少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发生，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完善相关立法，明确规定物业管理交接的程序和法律责任。
第三，在《物业管理条例》中对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的有关事项如业主欠缴的物管费如何支付、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如何清算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