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刑事侦查方案(汇总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方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刑事侦查方案篇一
刑事技术是我国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发现、揭露和证实各类犯罪活动为目标的'专业。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有着较为完整的组成体系，按刑事技术的专业类别划分为：照相录像技术、痕迹检验技术、文书(含笔迹)检验技术、刑事理化检验技术、法医鉴定、dna检验、声纹鉴别技术、气味鉴别技术、心理测定(测谎)技术、人体外貌识别技术、侦查通讯技术、刑事模拟画像等。刑事侦查技术培养掌握刑事侦查基本理论与技术，从事狱内刑事侦查业务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狱内侦查技能。
刑事侦查方案篇二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广泛使用录音录像以固定证据，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它的应用规范是什么？本文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为理论基础，对同步录音录像加以分析，并总结出能应用于侦查实践的使用规则，以使所形成的视听资料作为证据能为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所采纳。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性质
刑事诉讼中，录音录像早已为侦查机关所利用，而它在国外，基于各国法律的规定也不乏使用之规定。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之后，同步录音录像随着录音录像证据的广泛使用也广泛发展起来。它产生时的典型形式是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时，同步制作录音或者录像。这种形式的产生，是因为新刑事诉讼法摈弃了纠问式的庭审形式，而规定了控辩式的庭审形式，这种形式下，法庭更多地以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作为采信的依据，这样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所取的犯罪嫌疑人交待和证人证言就潜在地存在着不稳定性。为了更好地固定证据，侦查机关在讯问和询问之外，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这样在审判过程中，一旦被告人、证人翻供，可以当庭出示录音录像以证明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交待或证言的自然性、合法性、真实性。由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着客观性、动态直接性，所以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也逐步利用其记录其他的侦查活动，如搜查、扣押、勘检、检查，以固定侦查行为和相关的物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形成相应的视听资料为目的。
二、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程序的规范形式内容
（一）、同步录音录像需要确定实施的规范形式
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查清犯罪事实过程中，当然要采取各种侦查行为，这些侦查行为中，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实施的法律程序的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其他的侦查行为则是由侦查机关内部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明确。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所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对同步录音录像而言，这意味着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对同步录音录像这一侦查行为的实施程序加以规范，并与公诉、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范形式所必须包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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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方案篇三
目前所在：花都区年龄：22
户口所在：广州国籍：中国
婚姻状况：未婚民族：汉族
诚信徽章：未申请身高：172cm
人才测评：未测评体重：65kg
人才类型：不限
应聘职位：销售
工作年限：1职称：
求职类型：兼职可到职日期：随时
月薪要求：--3500希望工作地区：广州,花都区,天河区
工作经历
稳定的工作起止年月：-06～-06
公司性质：所属行业：
担任职位：
毕业院校：山东政法学院
专业一：刑事侦查学专业二：
起始年月终止年月学校（机构）所学专业获得证书证书编号
语言能力
外语：英语良好粤语水平：良好
其它外语能力：
国语水平：精通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语言表达能力强、热情、善于琢磨消费者心理、销售经验丰富。
个人自传
首先，本人毕业之前一直跟着父母做各种生意，在十几年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按时间先后顺序卖过水果、年画对联、灯笼、鞭炮、学生用品、家电。基本都是帮父母干活，所以没什么业绩证明，就简单的说下有印象的'销售成果吧。
1、卖鞭炮期间，和爸妈分开的独立门头，在此期间不但销售很好还结识很多单位买年货的人员，自己因为要升学下一年不能再继续随父母卖鞭炮，那些人员一年后再次购买时还在市场上到处找我，心中很自豪。
2、生高中后，敏锐觉察到高一学生对英汉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刚性需求，迅速通过方法结识各班班长，通过哥们感情和小返利使他们帮我销售，卖出大量字典。
3、大学期间，因为父母开书店，每学期开学放假都在学校附近摆摊卖各种学生热卖书籍、用品（提前打听好）。
4、大二暑假利用一个月到超市做九阳豆浆机的销售员（九阳豆浆机和各种电磁炉等电器），当月我所在销售点销售业绩提高30%。
刑事侦查方案篇四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以下简称侦查行为）的内涵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公安侦查行为的种类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时，因扣押派生出来的查封、冻结、追缴行为，因拘传派生出来的传唤行为，因监视居住派生出来的暂扣证件行为等，也属法律规定的侦查行为。此外还应包括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经常采取的窃听、通讯监听、邮检等不由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侦查机关不仅拥有如此多的侦查权，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时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相对来说，我国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就显得很薄弱。笔者认为只有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办案、保护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就侦查权的性质、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性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不具有司法属性对于侦查权的性质，我国传统上是将其与检察权、审判权并称为“司法权力”，与此相对应，我国《刑法》第94条将负责侦查的人员确立为“司法工作人员”。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学界对这一传统观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笔者也认为将侦查权归结为司法属性不恰当，将其归结为行政属性更适宜。所谓司法，是由特定主体通过适用和宣布法律对具体的争讼进行裁决的国家行为。一般来说司法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被动性。众所周知，司法活动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它是由适格主体依法启动程序，司法机关不能主动进行。而对犯罪的侦查，是公安机关对于怀疑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犯罪事实依职权积极主动地进行的调查或采取的强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动简而言之就是司法主体居中裁判，而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直接与犯罪嫌疑人周旋、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独立性。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权的主体居于独立的地位他们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统内外任何来源的权力。侦查机关则不具有这种特性，他们在追究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是组织严密的集体，必须遵从一体化的上命下从的模式。第四，具有终结性。是指相对于行政而言，法治国家中一切因适用法律而引起的纠纷以司法为最终解决途径。侦查机关显然不具有这种终结性的权力，侦查活动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属于前期准备阶段，对于公民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裁决。而侦查行为是以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为目的的行为，其从主体、目的、结构、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从主体上说，我国实施侦查行为的公安机关（拥有刑事侦查权的不止是公安机关，本文仅就公安机关而言）属于行政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因为其承担侦查任务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侦查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这一目的必然决定的在侦查中适宜作用行政权。侦查的本义就是警察利用国家权力诘问事实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为刑罚权的正确运用打好基础，侦查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行政权的运用。（3）从结构上说，侦查行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双方主体，即不存民主相对抗，利益相矛盾的`双方以及从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事实作出处理的裁判者，却与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的结构没有区别：侦查的主体是警察，侦查的意图是查清犯罪事实，侦查的客观表现是实施了某些行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侦查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侦查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影响。（4）从手段上说，侦查强调效率而体现行政的风格。效率原则是贯穿于行政过程始终的，可以说，行政不讲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虽然也讲效率，但更多的却是遵循严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投入。如果在侦查中赋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将听证规定为必经程序、甚至规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会影响速度，还会导致国家机关职权的混乱。因此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为整个刑事程序打好基础，必须采取体现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适应与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纵上所述，侦查行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属性，也就是说其具备了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前提条件。对公安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自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以及律师参与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三种方式。因基于“侦查要属于刑事司法权力”这样一种传统观点，国家立法把刑事侦查活动排除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一般采取事后审查的方式：审查公安机关该立案的有无立案、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起诉的证据是否充分、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况及审查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等等。对于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或者隐私的专门调查工作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都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立法对侦查行为规定的公安内部存在的制约机制，就是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侦查机构负责人的授权或者批准，并由后者签发有关的许可令状，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邮件，进行电话或其他方式的监听，查询和冻结，以及对公民进行通缉等，也须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并发布令状。律师参与侦查活动，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侦查权的行使起到了监督作用。在这里笔者不想强调，检察院的监督范围太窄，且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而监督不力，也不想强调公安机关的内部制约效果不甚令人满意，而是想说，这种所谓的“法律监督”和“内部制约”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作为侦查机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侦查活动的。检察机关尽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总体是一致的。侦查机构负责人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检察院检察长，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非法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和窃听等现象，很多都是在侦查机构负责人授权同意下出现的，也很多都是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下发生的。这显然表明，只靠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或者侦查机构的内部制约，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对律师来说，他们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只是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惯例的严格限制，故律师对侦查机构权力的制约更是极其微弱。因此笔者认为由不负有侦查职责的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必要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对于侦查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造成的一切损害，公民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真正实现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实践来看，如不赋予侦查行为可诉性，很可能失掉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普遍约束，使整个社会面对失控的警察权力而束手无策。也许有人认为，即使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也没必要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督。因为如果侦查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可以要求国家赔偿。但是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先行的原则，赔偿程序复杂、冗长，加之对赔偿义务机关的信任不够，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救济渠道。况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诉讼就没有“权利”，一切行政“权力”都应接受司法监督。因此，只有将侦查活动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才能使受害人权益真正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如此，公安机关不会以其违法行为系“刑事侦查行为”为由而逃避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司法实践中也不会因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争论不休。当然也许又有人认为这样会存在法院干涉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之嫌，影响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法院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起诉后，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侦查行为可不要求停止。法院通过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的审理后，确认侦查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即判决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如确认侦查行为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等，法院要么依法判决撤销该行为、要么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还可判决公安机关作出相应赔偿。这样既保护了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侦查活动，维护了警察权威。纵观西方各国，均建立了“司法授权”机制。即负责侦查的警察尽管有权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但对那些涉及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财产、隐私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要向法官提出申请，须取得法官的审查和授权，由法官依法发布许可令状方采取。同时还规定被侦查人对羁押这种最严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可随时提请法院进行事后的司法救济。可见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行为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因此我国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势在必行，此种监督方式，在我国对侦查行为监督初期采取，符合我国的国情。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法官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同时建立“司法授权”机制也未偿不可，这对侦查行为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合理、更全面。
刑事侦查方案篇五
“效益”!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人们给它的基本含义是以最少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效益”—词逐渐同法律相结合，特别是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如何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经济效益。法律经济学的效益分析法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经济分析法学家的效益分析方法，确实提供了理解法律的新框架。”
侦查行为作为社会的特殊活动，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目觉性，与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也必须有“投入”或“消耗”，并按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正因如此，侦查效益已逐渐引起侦查机关和人员及法学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鉴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大量增加而侦查资源有限的现状，侦查效益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侦查效益是指侦查收益除去侦查成本所得的净收益，即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之差，也即刑事侦查在现实生活作用中合乎刑事侦查目的的有效部分，它突出地体现为侦查的应然价值与侦查的实然价值的重合和差异，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益=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将效益价值导入刑事侦查领域，从法律角度阐述刑事侦查效益．就是从刑事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厂的关系出发，以最佳的最小的刑事侦查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刑事侦查收益。
为准确把握刑事侦查效益的概念，有必要对侦查效益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做出分析：
（一)侦查的效益和效率
从成本收益角度讲，侦查效率可以表示为刑事侦查所获得的侦查收益与该侦查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率=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它反映的是侦查投入的成本量与其带来的收益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技术性的投入产出关系)。尽管我们说侦查效率和侦查效益在节约侦查成本，增加侦查收益方面是一致的，并且侦查效率的大小会影响侦查效益的高低，侦查效率的提高也会引起侦查效益的提高，但实践中，侦查效益更侧重刑事侦查对社会主体及行为带来的利弊得失，常用来评价具体侦查行为的社会效果的优劣；而侦查效率则侧重于对侦查本身的投入产出进行衡量，并突出地表现为单位侦查成本所产生的收益量，更关注刑事侦查的技术改进。
(二)侦查的效益与效用
“效用”是经济学上的术语，是指商品或劳务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效用”一词被导人到刑事侦查领域，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突出地体现了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强调法律的效用至上。功利主义法学是把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运用到法学研究领域中而产生的法学理论，功利思想是他的核心，也是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边沁是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并根据“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主张更多’地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侦查效用反映侦查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它与刑事侦查运作的实际效果中的侦查效益有很大不同，侦查效益属于物质范畴，而侦查效用属主观评价范畴。但在目前理论研究中，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经常被混同有的学者认为侦查效益中的“投入”是指国家在追查犯罪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产出”是指人们在侦查领域感到的满意程度，这里明显混淆了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的内含。所以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正确的区分。
(三)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
刑事侦查的价值是指刑事侦查程序及其实施对价值主体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其所希望达到并积极追求的一种目标或者理想境界。它源自侦查程序的内在属性和国家、社会及其一般的成员对侦查‘程序的需要。刑事侦查的价值本身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它是侦查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主要包括公平与效率、正义与效益、秩序和自由等内容，它的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目标。正如英国学者斯坦和香德所言：“法律中听存在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以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同时，侦查的价值作为统摄侦查的追求目标，是相对确定的，带有很大应然性；而侦查的.效益则主要是寻求侦查在其实施过程中取得社会效果，具有十分突出的实然性，并因侦查实施的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复杂多变，人的动机、行为及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可控性，特别是受侦查的主体、侦查的蓉体及在侦查运作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等，使得侦查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较之其总体目的往往发生某种偏离甚至否定，表现为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的不相吻合。
(四)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
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过程中的对象而言的，侦查效益主要是针对刑事侦查本身，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的诸环节，它不仅包括立法，还包括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因此，侦查效益是法律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都注重法律活动中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的实取得是法律效益取得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法律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侦查效率成正比例关系，从法律资源的在法律活动不同环节中的合理配置以的取得也在某种程度上仰赖于法律活动中其他环节效率的实现。
（五）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率价值观
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益价值观的，同点在于都承认侦查的社会有效性．并把优化侦查资源配置．以增加效益作为价值目标；但刑事侦查效益是物质范畴．而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是观念范畴．二者又有所不同。侦查效益价值观为创造和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提供思想意识和理方法的指导．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侦查效益又为侦查效益价值观提供现实基础和实证材料。虽然潜在的侦查效益十分巨大．并且现实生活也十分需要，但由于系统的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尚未确立．从而使本可以在逻辑和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侦查效益难以取得。
(六)侦查效益与公平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追求侦查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观公平。效益与公平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人们，如何正确地对二者关系进行界定和协调，是价值问题的重大难题之一。在理论界，学者众说纷纭；侦查实践中，以往的侦查程序往往是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和效益，而很少注意侦查程序本身的公正公平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
大大降低重复侦查率，使侦查资源得到最大节约。同时侦查效益高能及时准确地结束侦查程序，送交审查起诉、审判，使当事人得到公平公正对待，此结果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总之，我们应该正视公平和效益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冲突，恰当地选择、协调刑事侦查价值冲突。本文对刑事侦查效益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论述，进一步分析了刑事侦查在侦查效益、效用、价值等方面面临的弊端和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以期更好地指导刑事侦查实践。